近十几年来世界电力工业的市场化改革正逐渐成为主流,改革的目标在于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在发电、售电环节逐步引入竞争,从而提高整个电力行业的生产效率。但是,由于担负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电力工业的市场化改革又受到了许多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仍呈现一个寡头竞争的格局。正是由于电力产业的这种特殊性,不管是对处于正在运营中的国外电力市场,还是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内电力市场,如何根据不同用户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对电力产品进行歧视性定价以提高电力工业的生产效率、进而使其得到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政府、理论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对中国电力工业和电力市场实际情况的分析,本文通过对Cournot模型和Stackelberg模型进行扩展来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产业放松管制趋势下厂网分开后的电力产品的歧视性定价问题,建立了寡头垄断竞争下的电力歧视定价均衡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得到了如下主要结果：第一,本文证明,造成电价水平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价格管制而不是价格歧视。单一电网企业垄断定价追求利润最大化,价格最高、社会福利最小、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而在管制定价的情况下,如果信息对称,那么,可以找到一组次优价格,从而使在企业不亏损的前提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制定价则会导致管制失效,造成垄断企业效率低下、管制成本上升和寻租等问题,反而在更大范围内损害了社会福利。第二,本文还证明,通过对电力市场的进入管制,如果把寡头电力企业控制在3到5家,并允许它们拥有价格管制约束下的有限定价权,那么,通过对用户实施按时段和用电量进行歧视定价,电力企业、消费者和它们的加总福利会同时得到改进(即Pareto改进),这样既可使行政定价下垄断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得到改善,也可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第三,本文发现,实行价格歧视后寡头垄断电力企业会扩大产量以使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下降,而随着产量的增加和价格下降,消费者福利则会相应增加。如果寡头电力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与生产组织管理能力以降低成本函数中的各次项系数,那么,它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实现利润最大化。最后,本文还发现,在寡头垄断的电力市场,当电力供不应求时,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因在于电力产品配置方面的无效率；当电力供过于求时,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因则在于发电生产方面配置的无效率。总之,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而且还可应用于建立发电上网市场和配电市场电力价格体系,以及对供电企业的二级和三级歧视定价进行分析,从而有助于厘清中国电价体系和电力市场的现状。在应用方面,本文的结果对研究中国电力价格形成的影响因素、电力市场模式及结构的演化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对制定电力工业中的管制定价和进入管制政策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本文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对中国电价改革的建议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