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是一个在指定的地点,经过固定的时间间隔,买卖双方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易活动、互通有无的有组织的交换场所,同时参与商业活动的社会群体也在这个交换场所中确立了种种社会关系。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初期,集市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其分布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古代社会的内部构成也在经历着相应的变化,而集市作为社会的缩影,必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自身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坊市制度的废弛,乡村集市的发展逐渐兴盛,除了农民之间的交换活动以外,行商也有参与其中,宋代已有不少墟市开始征收商税,还有一些乡村集市因其交通便利、贸易发达,逐渐发展成为市镇,但是乡村集市的整体性发展是在明代,到了明代中期,以乡村集市为基础的全国商业市场网络基本形成。进入清代以后,尽管许多集市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毁,但经过清代前期的恢复,在清中期时全国范围的集市数量已有大幅度的增长,同时集市密度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当时全国大部分省区已经形成了农村集市网络,这可以视作是清代集市发展的特点。山西省内的集市网络形成于明代后期,但由于其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特别是太行山脉横亘南北,使山西和太行山以东的商业往来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在明清时期,山西集市的发展速度要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做为山西一部分的大同也是如此。大同地区作为明代的九边重镇之一,清代晋商通向蒙古、俄罗斯的一个重要补给站,是明清两代边塞城市转化为内陆城市的代表,同时其内部地域范围相对较小,对其研究的可操作性强,颇具研究价值。本文以大量史料分析为前提,运用数量统计法、图表对比法以及经济学、地理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清代大同地区集市的基本特征进行研究,对于了解长城一线的诸多边塞城市在明清之际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从集市的相关特征如集市数量、集市周期、开市天数入手,通过对大量清代大同地区方志资料进行分析,对其具体数量的变化给出了相应描述,继而在集市数量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比对,得出了整个清代大同地区集市的发展趋势,即清代前期的恢复阶段——清代中期的萎靡阶段——清代后期的发展阶段。接下来,本文又对清代大同地区集市的分布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探讨,通过对清代各个时段的地方志中的资料进行详细分析,从而得出清代大同地区的集市主要分布于山地区域,集中于天镇、灵丘、广灵三县。就当时大同地区集市的辐射能力来讲,其具有一定的对外辐射能力,例如向周边其它地区输出铜火锅、皮货等商品,但由于其基础薄弱,经济总量不高,无法与当时的晋中、晋南地区相比,也不具备成为全省经济中心的条件,故其辐射范围仅仅是大同地区本身以及周边少数州县。在其内部,集市经济的发展较为平均,县城和广阔的乡村都由集市的存在,城乡差异相对较小。清代大同地区集市独特的发展趋势,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本文以大量的方志资料为立足点,对其中可以影响到集市发展的因素,如人口、自然环境、农业经济等方面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和整理,说明了清代大同地区集市各个发展阶段的成因。在集市内部的商业活动中,一般包括交易商品和交易主体。清代大同地区集市中交易的商品有很多种,但由于相关史料的缺失,故无法对当时集市上交易的全部商品做相应的分析,因此特选取粮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粮食价格的变化来反映出当时大同地区集市内部的交易情况。对于当时集市上的交易主体,则通过对相关方志中的记载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在清代大同地区的集市中,农民不但是集市上绝大多数商品的购买者与消费者,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作用下,他们也成为了集市商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交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职业商人尽管在该地区集市中的数量不多,但仍然是当时交易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大同地区内各个集市之间不再是隔绝的状态,推动了基层集市网络的形成。文章最后以大同地区为例,探讨了集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集市的存在使得附近居民之间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可以使本地的特产通过集市网络销售到外地,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同时集市还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