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我国商会、行业协会（行业商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调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支撑市场经济运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商会法没有及时出台，商会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制度性瓶颈，如行政依附性强、行业代表性差、行业自治自律功能欠缺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对商会组织进行立法和统一规范，能够更好地发挥这类民间自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管理参与和利益协调作用，也有助于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国外对商会立法及相关制度的研究已形成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理论范畴，仅从法律层面上说，不再拘泥于其自身运作机制的完善与否，而是深入到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干预与市民社会治理等领域。国内学术界着重探讨商会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关于商会立法的一些专题性、系列性的专著也陆续诞生，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有浦文昌等人合著的《中国商会法立法研究及中外资料汇编》、肖海军博士的《商会法律制度研究》等著作，它们资料详实、数据权威，大大提升了人们对商会组织的认知程度，其中所反映出的问题也引入深思。　　 笔者在借鉴上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实践，认为当前商会立法研究需注意的三个方面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一、是对商会的性质、权利来源、角色定位以及立法模式的探索，必须进一步与我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二、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商会制度的历史陈述和推演上，而是要将具体问题纳入到我国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背景中进行创造性拓宽;三是要科学采用实证、比较等方法对未来我国商会立法的宗旨、框架构建等问题进行合理论证，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　　 为此，本文首先对我国商会立法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商会概念和性质的考察，厘清我国现行体制下商会作为经济类社团法人组织的角色定位，明确了商会为企业提供服务、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融入国家政治治理、对经济纠纷予以仲裁等制度功能;进而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阐述了商会立法现状，并分析了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即商会立法的制度缺失、各类非营利性组织专门立法缺失、地方立法和制定行政法规的规范不统一，同时对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　　 对照上述问题，本文紧接着论述了我国商会立法的必要性。首先，商会立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权利是商会合法性的基础，二是商会的契约本质要求通过正式立法以平衡权利义务，三是商会的组织运作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其次，商会立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原因在于:(1)政府“一切包办”的经济体制格局正在改变，在保留对经济活动宏观调控的总体前提下，已逐步撤销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一些强制性干预。(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形成了很多较为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3)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目前，我国现行商会受到体制性束缚，而且没有专门立法作依据，普遍存在着组织功能重叠、改革步伐缓慢、功能发挥欠缺、民主治理偏弱等亟需解决的难题;同时，商会立法层次偏低且缺乏统一性等诸多现实，也呼唤国家立法工作应及时予以跟进，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最后，本文提出了我国未来商会立法的基本思路和制度模型。对于我国商会立法的基本思路和框架模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经贸委就起草了《中国商会行业协会法》（草案），而全国工经联也曾经提出《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法》（草案）。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商会立法必须重点解决好三大问题:商会立法的宗旨（目标）、商会立法重组商会的模式选择、商会立法基本框架。　　 立法宗旨方面，必须明确三个重点:一是明确商会的法律定位，即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二是确定商会的设立原则——借鉴大陆型和英美型的混合模式;三是规范商会的行为准则——鼓励自律自治与加强监督引导。　　 在比较当前商会立法重组商会的几种模式设想之后，本文认为以混合模式为主的特色商会体系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原因在于:首先，从政经体制看，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实行多党制等资本主义形式的政治格局，在国家层面上也不允许社团组织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过多地“自由”发挥功能，商会的完全“民间化”是不现实的。其次，从法律渊源看，我国有着商会混合式立法的传统。从清末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商会法》，中国历史上的三部商会法都采用混合模式的商会法律体制。第三，从政会、政企关系上看，目前在体制内的商会组织本身就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独立发挥作用，如果像法、德等国那样把较多的公共事务完全交由商会和行业协会，对于在现有体制内推进这些组织的变革就显得困难重重。　　 本文在我国未来商会立法框架构建问题上，主张应遵循自愿性、自治性、自律性和非营利性等四个基本原则，在组织设立上注重参与企业及个人的自主性，在商会章程上强调规范与统一，突出会员平等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的运作机制，并强化商会事务的监督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