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当下同属于同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两次官场小说的热潮。本文以为，官场小说本身并不是一种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品，它之所以得以兴盛，源自社会民众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而它之所以衰落，既源自自身文学价值的缺失，也源自借文学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幻想的破灭。　　 本文用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把晚清与当下官场小说的作家作品分为四类进行比较分析，首先是为民请命与“人民代言人”情结，前者选取的是晚清作家李宝嘉，后者选取的则是当下的张平；其次是作家想象中的官场，写作官场小说的作家大多数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官场，故他们想象中的官场也往往与实际有着相当的距离，在这一部分，选择的作家包括刘鹗、田东照、周梅森及陆天明；再次是官场中出来的作家，亦即曾经有过官场经历，再离开官场之后写作官场生活的那些作家，包括曾朴、王跃文、王晓方、汤吉夫等人；最后是不同时代青年人的成长，具体地说则是不同时代青年人在官场或官场风气影响下的成长故事，选取的作家包括吴趼人、阎真和刘震云。　　 通过对以上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对比分析研究，本文认为，官场小说是一种带有极强功利性的文学作品，大多数此类作品追求的是社会效果而非文学价值。然而文学并无直接的社会功用，它无力承担改造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重担。官场小说是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缩影，它的兴盛绝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的兴盛，而它的衰落却有可能促成中国文学的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