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以帝王名义向臣民下达命令的公牍文书。其中，有的为帝王所亲拟，也有的为专门机构所代拟，还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则可能为幕后秉政者所擅拟，并以皇帝的名义下发。然而，不论诏令的拟写者为何，也不论其是否体现的是皇帝本人的真实意志，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它必然为统治阶级而服务，并且是他们借以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工具，极具权威性，这也正是诏令文的本质所在。统观历代学者对各朝诏令的辑录、序跋、评点，可以发现前人对于两汉诏令是格外重视的。他们大都以汉诏作为历朝诏令之典范，并对汉诏的思想性、文学性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赞赏之辞屡见不鲜。透过这些赞赏之辞，我们不难感知到汉诏令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　　 本文首先从文体学角度切入，以汉诏为论述中心，结合汉代之前、之后的历朝诏令，对这一文体的产生、发展、演变进行一个清晰、系统的梳理，继而在此基础上，对两汉诏令的颁布程式、书写规范，以及管理机制等因素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考量，认为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一朝，诏令的草拟、颁布曾经历过几次重要的变更，其中，尚书作为主要角色参与诏令的执掌体系是在汉武帝时期。接着从文学品评的艺术视角对两汉诏令的写作特色进行分期论述，认为两汉诏令于今看来虽系应用文体，但在文学与非文学尚无明显界限的当时，却着实因为有了帝王文学才华及审美意趣的融入而独具其文学价值，这主要体现在诏文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及语言的形象性、抒情性等方面。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而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朝野内外引经据典之风日益浓厚，皇帝出于巩固大一统专制的需要，亦自为表率，在诏令中征引经义，“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这一文化思潮的走向鼎盛，是故这一时期的帝王诏令中往往表现出鲜明的经学化倾向。到了东汉初年，统治者在竭尽经义之用后又纷纷推行谶纬之学，并将之提升到官方正统思想的高度上来，从而使诏令中经学的征引出现了迷信化的趋向。两汉帝国历经四百余年风风雨雨，沧桑变幻，随着政治形式、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的向前迈进，帝王诏令也发生着相应的衍变，一方面，它作为汉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其他文学发展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与皇权密切相关的文章种类，它也无时无刻不在从宏观掌控的层面上渐渐影响和制约着汉代文学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