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法理论的一个新课题,合同附随义务日益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所重视。传统的合同法理论认为,合同关系中义务产生的依据是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除此之外,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彼此不承担违约责任。合同附随义务的产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它具有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弥补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不足、追求实质正义的功能。而将附随义务纳入法律体系是法律对现代合同关系的调整日益精细化,是对附随义务追求实质公平、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的认可与接纳,也是民法现代化在合同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由于合同附随义务的形成多借助判例学说,在发展过程中,许多理论问题尚未澄清。我国理论界对于合同附随义务的基本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认识上还很模糊;在司法界,附随义务更是一个陌生的课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争议。对附随义务的概念、法理基础、具体类型、价值理念及法律功能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说明,对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合同附随义务的法律适用,对于民法设定附随义务的目的圆满实现,民法精神所强调的公平正义充分显示,法治的权威性、严肃性得到全面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认定合同附随义务应确立以诚信原则为基准的标准、密切联系的标准、衡平标准,采用检索合同和法条、参阅先例、解释法律及个案细化的方法。违反附随义务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为过错责任原则,责任的承担有继续履行、赔偿损失、解除合同等方式。我国借鉴外国理论和司法判例,于《合同法》第四章“合同履行”部分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此处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被理论界称为“附随义务”。合同法的现代化和附随义务本身的缺陷要求我国合同附随义务法定化,我国合同附随义务法定化理论上有利于合同法理论的完善与健全,实践中加大了对交易秩序保护的力度。我国合同附随义务虽然已规定在成文法中,但是其却未形成一项完整的制度。针对我国合同附随义务的立法缺陷,立法中可设定一个规定附随义务的抽象条款,提高附随义务的法律效力,允许法官在个案中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