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初,大量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在条约保护下进入山东。通过常年游历、开办学校和教会医院等形式,传教士深入山东各地开展传教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以书籍、日记、游记、书信等为载体将他们眼中的山东社会作了详细记录和阐述,这些记录和阐述的内容就成为了基督新教传教士群体视野中的山东形象。这一“形象”并非是山东社会本身,而是被传教士精心选择和修剪后的主观认知,是立足于山东社会而又经传教士们加工的产物。本文力图利用近代在山东活动的传教士们所留下的文献,借鉴历史学、比较文学形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探讨传教士群体视野中的山东形象内容和特征,探究传教士山东形象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分析传教士群体的山东形象与当时的帝国主义活动之间的联系。本文共分为四部分五章,均以在山东活动的新教传教士著述等资料为基本史料。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介绍了19世纪60年代传教士大规模云集山东的时代背景及其活动。对传教士进入山东的主客观条件、山东基督教各差会发展状况、传教士活动路径和传教方法等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为第二、三章。从传教士的角度出发,重现传教士视野中的山东形象。传教士视野中的山东形象元素包括山东的民众、社会生活环境、文化及其亲身经历的义和团运动等。在论及这些元素时,传教士的笔调整体呈负面、昏暗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一特征体现了传教士在观察山东社会时的主观性,并通过同时代其他群体的描述予以佐证和反证。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力图分析传教士缘何形成这一种山东形象。本文认为,自17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就已呈现昏暗、负面的特征。此后随着工业革命、鸦片战争等历史车轮的滚滚而来,中西方差距不断拉大,一方面中国相较于西方的确呈现整体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随着民族主义甚嚣尘上,许多来华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话语愈加负面,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在山东活动的传教士作为后来者,无疑深受这些话语的影响,很难突破窠臼。除此之外,传教士的福音救世心态也是原因之一。传教士视野中,基督教和异教的区别就是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光明和昏暗的区别。在福音救世心态下,山东形象应该也必须是落后和昏暗的。第四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是对传教士视野中的山东形象予以评析,论述传教士视野中的山东形象与殖民者帝国主义活动间的互动。传教士在从事传教工作时建构了一种落后、负面的山东形象,这一形象实际上发挥着为帝国主义活动提供辩护的功能,也在言说着山东民众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在近代中外交往的过程中分析传教士视野中的山东形象,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只有继续保持开放,不断发展,才能够获得言说自身形象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