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
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
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
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
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著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
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
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
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
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
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著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
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
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