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学道德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支撑起公民道德的建设，换句话说，能否找到公民道德建设的民族文化之根据，是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无法绕过且必须面对的一项议题。公民道德的建设，作为一项显示软实力的基础工程建设，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一些瓶颈、拐点。因此，在肯定公民道德建设的已有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同时，深度探寻公民道德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以求获得瓶颈的突破，拐点的上扬，已然成为有效建设公民道德之文化路径。以儒学道德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可能是否就意味着能够？能够到的何种程度？本文基于“化本土”与“本土化”的双向思维向度，坚持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导向，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制度化道德等方面考量和谋划儒学道德现代性转换的层次内容和可能路径，以求探究和夯实以追寻公民幸福为更高愿景的公民道德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无论是公民道德建设本身，还是儒学道德的现代转换，公民幸福都是殊途同归的一条主线。这是一条诉诸公民自身体验的建设终极目标，同时也是公民道德建设价值初衷：只有公民个体幸福，才会有公民整体的幸福。公民道德建设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每一位公民自身对于幸福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