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公民宗教”思想作为超越传统宗教的一种适应现代政治结构的一种新思想,为我们解决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然而,虽然“公民宗教”开启了宗教对人性的理解,但是却没有完全超越现代政治国家的范畴;虽然“公民宗教”把宗教的根基落实到了人性上,但却未能将人的本质复归于人本身;现代政治国家和“公民宗教”均是不彻底的宗教批判的产物。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立足于人本身并且回到了“公民宗教”和政治国家所强调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人权。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证了卢梭在理性和自主意识觉醒的时代背景下,批判基督教对人的愚化以及奴役,强调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需要神;在政权和教权相互博弈的浪潮中,卢梭颠倒了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并意识到宗教之于政治国家价值秩序建构的重要性,他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合理地吸收了宗教的意识形态功能,形成了政治的价值保障,从而确保政治的价值合法性。第二章指出了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深受卢梭“公民宗教”思想的影响,他的宗教批判思想的出发点同卢梭一样也是把宗教问题看作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也是把宗教问题还原为人的问题。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将一切“使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因素都看作是宗教作用于世俗生活的结果,于是,他不再止于对宗教的批判,而是批判宗教的世俗化产物,即批判法和政治。第三章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相比于卢梭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单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而且更加敏锐地洞察到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于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本文通过关注并研究马克思和卢梭“宗教批判”这个共同主题,找到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源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源头,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和人类解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