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属于语言艺术,木刻属于造型艺术,二者在外在形式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但在内在形式上又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木刻元素在细微末节处渗透到鲁迅杂文的叙事之中,在审美结构、艺术造型、黑白色彩、言语策略等多种艺术技巧中留下来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由此,木刻与杂文便形成了“镜与像”之关系。本文以同构性理论为支点,从木刻角度解读鲁迅杂文,力图以色彩、构图、造型、言语等角度来分析、探讨鲁迅杂文独特的审美品性,从而走进鲁迅杂文的艺术世界,同时这也是我们通向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在探讨木刻与鲁迅杂文叙事的同质元素之前,我们需对鲁迅与木刻的关系做一深刻地论述。那么,到底是木刻艺术影响了鲁迅创作的审美心理,还是鲁迅创作的审美心理影响了其对木刻运动的倡导?毋庸置疑,选择任何一个方面进行论述,都会使研究陷入片面性。这位卓越非凡的文学家与美术保持着双向度的关系。木刻元素不仅浸润到他内在的审美心理之中,反过来,内在的审美心理又影响了鲁迅青年时期对木刻艺术的青睐,遂进一步引出鲁迅杂文与木刻版画的同构性关系。就审美结构而言,不同的构图形式是作家与木刻家内在逻辑思维的不同再现。鲁迅在杂文叙事结构的安排上颇有意味的选取了两种独特的结构形式,一是“焦点式”结构；一是“层层切入”的“剥笋式”结构。“焦点式”构图不仅使杂文的例证材料始终以凝聚的向心力朝叙事焦点靠拢,而且围绕着“焦点”形成了两条明与暗对照的线索,即文章外在的形象线索与内在的思想线索,这两条线索最终在“焦点”处汇合,点明了文本的主题意蕴。除此之外,“层层切入”的“剥笋式”手法使杂文文本的主题思想并非始料未及地从天而降,而是一步接一步,一层又一层的论述开来,只有最后一层拨开,才得出作者最终的结论。这样的构图技巧使鲁迅杂文最终达到了“形散神不散”的艺术效果。鲁迅对黑白相间、明暗对比、冷暖相交等艺术手法的驾驭与把握,使杂文流露出浓郁的黑白木刻版画韵味。在鲁迅杂文中,黑白相间的色彩感不仅来自于黑白固有色彩的直接再现,而且还来自于作者对自然意象以及人文意象的话语形构。如“黑夜”话语的形构,使黑白色阶的对立状态以直接的、显在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相比之下,边际荒芜的旷野,风沙走石的沙漠,白色的坟冢,残酷的刑罚等意象则以间接的、隐在的形式暗含了鲁迅杂文对黑白色彩的运用。而相应的,黑色与白色之间的过渡,正是作者内心爱憎情感的真实再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鲁迅杂文色彩的探讨进一步窥见其敏感的内心世界,“冷”与“热”、“爱”与“憎”双重情感的有机统一。在杂文造型技巧的选择上,鲁迅广泛而普遍地使用了木刻版画“特写”与“速写”的造型手法。作者通过对面部核心构件的特写,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立体的、全方位的人物形象。如瞪着、圆睁、绽着红筋的眼睛,皱着、攒着、横着的眉毛,吮着、舐着、嘬着的嘴巴,白、红、高、矮的鼻子。文本通过对面部细节的特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社会众生相。同时,作者还运用了“速写”技巧,使笔下的人物犹如简笔速写又如刀刻一般描摹的准确传神,笔下的场景全面又不显拖沓繁复。作者有机地将木刻的造型技巧融合到杂文的议论、说理之中,使简单的画面形式传递出复杂的情感,展现出无穷的艺术魅力。鲁迅杂文的言语策略与木刻版画的行刀技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标点符号的独特配置。作者常常在句中不该停顿的位置添加“!”或“?”,使语义变得模糊与纠缠,具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性,达到“锁言断句”的言说效果。还有“隐而不宣”的反问形式,“全露出我的血肉”之前“戛然而止”式结尾,皆达到了类似于木刻刀法“留得住”的含蓄美。除此之外,“押韵”、“反复”、“排比”等修辞元素,使相近韵律的字、相同的词巧妙地重复并置在一起,使杂文语言呈现出了重复性的节奏感。另外,鲁迅杂文刀刀奏效、不加修饰的言语叙事,无论是实词安排得恰到好处,还是虚词运用得毫厘不爽,皆显示了“力之美”的审美品性。通过对木刻与鲁迅杂文叙事的同质元素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将木刻元素看作是一面镜子,那么在杂文文本中则衍生出了多个镜像,更好地透视出鲁迅杂文在审美结构、黑白色彩、造型技巧、言语策略等方面对木刻元素的吸收与渗入,同时使鲁迅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与同时代其他作品与众不同的性质,给读者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