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各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就是一个分权和还权于社会的过程,各种享有自治权的职业协会,承接了国家退却后留下的行业治理职能,在实行“一业一会”的我国,职业协会事实上占据着垄断地位,于是,对协会成员的自由而言,除了受到国家权力的约束之外,还受到了占据垄断地位的职业协会权力之钳制,以控制公共权力救济公民权利为宗旨的公法,自应规范职业协会惩戒权的有序运行。由于我国目前处在整体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结构变迁的阶段,社会自治的理念和制度框架尚未形成,职业协会等其他社会团体的公共治理职能还未充分体现,仅仅以调整国家权力行为为对象的传统公法,也就没有社会自治行政行为的一席之地。但是,基于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的公理性假设,为了救济职业协会成员的权利,从理念到制度方面,都应当研究社会自治行政行为,都应当研究如何规制职业协会惩戒权,这对扩大我国公法学研究的范围、重构我国行政主体结构、平衡国家行政和社会自治行政均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所谓职业协会是指承担一定公共治理职能,享有一定社会权力,由从事同类职业的个人或组织基于共同需要而组成的,为实现共同体宗旨,依法对自治体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的非营利性组织。它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以及公权力性的特征。而职业协会惩戒权是指承担一定公共治理职能的职业协会依据自治团体规则,对违反自治团体规则的成员行为作出对其不利处分的权力。作为一种自治体的内在制度,区别于外在制度的国家行政处罚权、行政处分权,这主要表现在职业协会惩戒权作用对象的特定性、惩戒规则的民间性、惩戒方式的多样性。另外,职业协会惩戒权在性质上属于社会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在权力来源方面,由于“外部授权说”忽略了职业协会惩戒权的社会权力之性质,颠倒了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该说不予采信,相反,从社会契约论、法人行动者理论、集体行动的逻辑三方面,均显示了职业协会惩戒权乃是来源于成员自身权利的让渡,该权力来源具有自主内生性。为何应规制职业协会惩戒权呢?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惩戒权的滥用,因为权力公共性与私人占有、强制性与扩张性、工具性与责任性的矛盾属性,加之私人所固有的追逐权力最大化之本性,以及职业协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内在地决定了惩戒权有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是为了救济协会成员权利,作为国家公民和职业协会成员的个人,既享有法定权利又享有协会章程所赋予的权利,这两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合之处,都有保护的必要性,事实上,当前我国职业协会惩戒权的运行中,时常和协会成员的权利发生纠葛,比如结社自由与取消会员资格、工作权与取消注册资格、财产权与罚款、名誉权与公开谴责等等。若将防止职业协会惩戒权的滥用归结为良好行政的要求,属于工具性价值,救济协会成员权利则为终极目的,属于目的性价值。如何规制职业协会惩戒权?首先,界定权力外在边界和内在限度,这是规则控权的初始装置,也是如何规制职业协会惩戒权的前提步骤。由于保持职业协会自治地位对整体宪政秩序的建构是有利的,为此,必须在充分考量自治与宪政、自治与统治以及自治与自治中的“他治”几对关系基础上,明确职业协会惩戒权的外在边界与内在限度。职业协会惩戒权的外在边界实质是如何明晰其与国家处罚权的各自边界,以法律保留原则为基准,在内容方面,职业协会惩戒规则不可设置有关限制成员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的惩戒种类,这属于“加强型”法律保留。而惩罚金、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终身禁赛、取消注册资格等惩戒种类,可先由国家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后由职业协会惩戒规则具体化,这属于“框架性”法律保留。职业协会无需法律保留可自行创设的惩戒种类,包括警告、训诫、内部通报批评、一定期限的暂停执业资格、剥夺协会章程所赋予的利益等。另外,惩戒权的主体是职业协会而不是协会的主管行政机关,惩戒权拘束的客体是违法行为以及与职业有关的不当行为。边界之明晰,其作用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形式法治主义”,而边界处于永恒的动态变化之中,在控权的目的追求方面,很难实现“实质法治主义”,因此,职业协会惩戒权合理运行的内在限度便成为了规制惩戒权的必然要求,具体包括惩戒权目的公益性、损益合比例性、适用平等性这三方面的内容。其次,由于严格规则主义控权模式的弊端,现代公法更加强调行政权运行的程序规制,以突出行政权力“作茧自缚”的功效。作为规范人类整体秩序的自然正义或正当程序原则,同样可以适用到职业协会惩戒权的运行,包括惩戒决定人的无偏私、得到公平听证的机会以及说明惩戒理由三个子原则。惩戒决定人的无偏私关键在于实现职业协会内部的职能分离,禁止承担追诉职能和裁决职能的主体混同,因为职能分离的程序设计可以使作出惩戒决定的直接成本、经济或直接损害的错误成本、道德错误成本这三者之和最小化,符合程序工具理性价值。得到公平听证的机会是指被惩戒人得就“指控”或“不利决定”进行答辩或防御的机会,它被认为是正当程序的核心,具体包括听证通知的及时性和信息提供的完备性、中立的听证主持人、法律代理权以及听证笔录的效力等问题。说明惩戒理由是指职业协会惩戒机构在作出惩戒决定时,除了法律、法规以及协会规章有特殊规定之外,应向被惩戒人说明该惩戒决定作出的事实因素、规则依据,以及通过规则和事实因素进行推理而得出结论的过程,之所以说明理由,是因为理由的说明可以提升惩戒决定的可接受性,防止惩戒权的专断与任性。最后,对职业协会惩戒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制度设计来看,事实上排除了司法审查职业协会惩戒行为的可能,其理由是将职业协会惩戒行为的性质认定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契约行为”。学界部分观点将职业协会认定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从而将惩戒行为的性质视为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为,纳入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体制之中,主张职业协会惩戒行为的可诉性。鉴于职业协会惩戒权来源的自主内生性以及授权理论的不周延性,结合国外相关理论,文章认为：变权力来源的形式标准为履行公共职能的实质标准,作为判断司法能否审查职业协会惩戒行为的基准,是符合未来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的,依此判断标准,履行行业治理职能的职业协会惩戒权无疑具有公共性,是一种社会公权力的运作,且对被惩戒人造成了不利的负担,理应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那么,法院又应当何时介入呢?因为司法审查时机的选择涉及到协会自治与成员权利保护的两难问题：过早介入会不当干扰协会自治权,过迟介入又不利于保护成员权利,为此,司法审查职业协会惩戒决定时,首先应遵循“穷尽协会内部救济规则”,这是对社会自治的尊重,其次应遵循“成熟原则”,确保司法审查的可行性,判断成熟的标准,就实质而言,应确定职业协会惩戒决定对被惩戒的成员利益是否造成了直接的而非间接的、即时的而非未来的、客观的而非主观的不利影响,从形式上看,职业协会惩戒决定是否为最后决定。法院介入后,毕竟司法权也是一种国家权力,若不当行使也可能就会否定了职业协会自治地位,无法实现协会自治的宪政功能,因此,司法审查职业协会惩戒行为的强度是司法监督的最为核心要素,从惩戒决定作出的过程来看,包括惩戒规则的解释、案件事实的认定、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以及行政裁量四个主要方面,以平衡司法权和职业协会自治权为基点,司法审查时,若职业协会对惩戒规则的解释限制了成员的公民权,法院可以自己的解释取代职业协会的解释,不需要尊重协会之解释,若职业协会对惩戒规则的解释只是限制了协会章程所赋予协会成员的成员权,并在形式上具有逻辑自洽性和前后解释的一致性,协会可通过自身解释的“说服力”来赢取法院对自己的尊重,此时的法院应当尊重协会之解释,不可以自己的解释代替协会的解释。对惩戒事实的认定,法院以尊重职业协会惩戒机构的事实认定为原则,不尊重为例外,若案件事实的认定关涉到协会成员的公民权时,法院可以重新审查,以自己的判断代替职业协会的判断,若事实的认定只是涉及到协会成员的成员权时,则采取“实质性证据”审查标准,给予职业协会对惩戒事实认定的最大尊重。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职业协会惩戒机构有判断余地之存在,法院应当尊重职业协会由判断余地所形成的自主空间。最后,以自治权和裁量权的双重限制为考察标准,法院对职业协会惩戒中的裁量行为应持慎重之态度,法院仅作有限审查而非全面审查,以尊重职业协会惩戒中的裁量行为为原则,以不尊重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