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私法中依靠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的救济模式已经捉襟见肘。即便2021年《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更加“有法可依”,但是新法的到来依然未能完满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难题。有鉴于此,本文选取210件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案例来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发现个人信息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权混同、个人信息侵权构成认定困难、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赔偿标准模糊等问题。由此,基于立法到司法层面,对个人信息的性质进行分析,个人信息不具有对世性,故应将个人信息定性为一种新型人格权益。同时,虽然个人信息与隐私权联系密切,我国在立法上、司法上对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系采取区分保护,但两者时常因个人信息的私密性认定标准及私密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的界限不清晰而混同,进而出现司法实践中出现得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因而,在个人信息兼具人格权与财产权属性的背景下,应当明确私密信息的认定标准及其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以解决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权混同的问题,在保护思路上应限定只有自然人在个人或家庭事务中处理的个人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规则保护,其余的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此,个人信息侵权在司法认定与适用的完善建议上:一是,统一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认定限于信息处理行为,包括未经同意擅自收集、信息泄露、非法篡改、非法利用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阻碍查阅复制权等行为;二是,统一对损害结果的认定规则,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失的认定,并重点考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侵权的方式、场合、侵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及获利数额等因素以实际确定赔偿数额;三是,统一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在条件说的基础上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对侵权责任的范围进行限缩,最后结合立法目的综合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四是,统一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考虑到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者身份的特殊性,对侵权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同时,在个人信息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上,除去停止侵害、匿名化处理、停止处理、加密等一般性的预防性方式,还包括财产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补偿性责任承担方式,应当明确裁量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法院在裁判赔偿时应遵循实际损失、获利情况、酌定赔偿的计算方式;此外,为更好弥补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失,应当摒弃以“严重”程度为前提的精神损害赔偿,“严重”与否只作为赔偿数额多少的衡量因素,并引入最低1000元的精神赔偿额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