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工群体内部开始了代际更替。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是一批与第一代作暂时性流动的传统农民工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他们向往更加文明和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但却由于各种差异和限制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群体和城市社会,而这也将成为阻碍中国城市化和滋生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源泉。论文以不再沉默的“城市他者”——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以社会距离理论为切入视点,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论文认为,传统的社会距离研究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和缺陷。首先,社会距离概念存在着泛化的趋势;其次,在测量方法上存在着不统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往的社会距离研究缺乏一种弱势族群的视角。无论是博格达斯设计的社会距离量表,还是美国学者Lee等人设计的反转社会距离量表,都体现了一种将强势族群、大族群视为“言说主体”的哲学倾向,弱势族群、小族群被认为是不发声的“沉默的他者”。与传统农民工作为“城市他者”的存在方式生存于城市之中不同,在市场经济环境的熏陶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培养起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等现代民主法治意识,他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看待和改造世界。自我意识的全面滋长,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主动发声,不再沉默的“城市他者”——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视角下的社会距离,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论文借鉴了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和反转社会距离量表,并根据国内农民工研究实际情况进行了修订,设计了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视角下的社会距离量表,包括“融入意愿量表”和“排斥预期量表”。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视角下的社会距离具有三方面特征,1、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分别是量表强度结构的不对称性、总体看法上的不对称性和态度分布的不对称性;2、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值有进一步增大趋势。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反移民化”的理论假设,说明新移民的城市融合并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同化和适应过程”,在当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路径影响下,更有可能的出现的反而会是“自愿性隔离”倾向;3、与新生代外来白领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预期更为强烈。这一结论证实了户籍制度在社会距离中的重要影响作用。建立在户籍差异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就业、受教育、收入以及其它发展机会上,而且还体现在人际交往、通婚等其它方面。拥有更强主体意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排斥和歧视,往往有着更具体、更强烈的感受。论文还分别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社会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的影响。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融入意愿越大。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经济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认同上,而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排斥预期越小。经济收入、教育程度、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评价的影响都十分显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预期。个人关系网络规模越大,与宁波人频繁接触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所感受到的排斥预期越小。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与宁波城市居民的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都会显著增强他们的融入意愿,降低他们的排斥预期,并且情感性关系的影响作用要比工具性关系更显著。居住空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从居住区位空间看,居住于城市中心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比居住于城市边缘和郊区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为强烈的融入意愿,但在排斥预期上没有显著的影响差异。从居住模式看,选择散居模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比选择集居和聚居模式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少感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但在融入意愿上没有显著的影响差异。从居住空间的投资意愿看,有购房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比没有购房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大的融入意愿和更小的排斥预期。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从语言能力看,能听懂本地方言无助于增大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但有助于减少排斥预期;能讲本地方言则对增大融入意愿和减少排斥预期都有益。从风俗习惯看,熟悉本地风俗习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都没有显著影响,但接受本地价值观念则有助于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预期。论文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关系结构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之间相互反向影响。2、愿意和本地人通婚或结成亲戚的新生代农民工,觉得本地人更愿意和他们结成亲密朋友。最后,在论文的结语部分,作者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提炼,对论文的主要贡献与研究反思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群融合问题、加快制定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合的社会政策和努力培育宽容共享的城市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