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和日本,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是解决证明妨碍问题的一个对策,同时也是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式和手段。我国2015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书证提出命令为制裁书证妨碍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仅有的两个条文很难让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良好运行。本文从当事人取证难的问题入手,对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完善进行研究。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文书提出命令的概念范畴。对文书提出命令与证据收集、证明妨碍进行辨析,明确文书提出命令的概念为“法院依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向持有文书的不负举证责任的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外第三人发出提出文书的命令”。第二部分分析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现状。总结并分析目前我国有关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立法内容狭窄、相似且粗疏、理论研究不足和实践运行效果不佳等现状,为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提供依据。第三部分提出完善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必要性。针对第二部分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现状分析,从取证权利和程序保障、庭前和解和调解、案件实体真实和公平正义的追求三个方面详细论述完善该命令制度的必要性。第四部分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完善建议。该部分指出文书提出命令与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后果存在层次差别,并提出完善立法、实务的建议。从扩大提出文书的义务主体范围、延长申请时间,明确规定主观范围和“客观原因”等正当理由、申请的法定情形,建立申请、审查程序,规定制裁措施以及赋予文书持有人秘密保护权、合理费用请求权、陈述异议权、获得奖励权等方面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