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势头向好,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为此,从2020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到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多次强调要保产业链稳定,并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以保证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与此同时,根据央行数据显示,影子银行规模占2022年全年GDP的比重为58%,说明实体企业从事影子银行可能引致的风险没有被真正打破,未来仍要重点关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的发展问题,并将这种行为作为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因此,厘清产业链中议价能力强的企业对影子银行的投资行为,对政府部门完成“六稳”“六保”任务有重要意义,然而鲜有文献对该问题进行必要研究。基于此,本文选择了2007—2021年我国沪深上市非金融企业的样本数据,通过实证检验了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关系及作用路径,并分组检验了在不同市场地位、银企关系、四大审计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中二者关系的异质性。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对产业链整体议价能力强的企业通过占用其上下游企业的资金掌握着充裕的现金流,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其会倾向于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第二,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强的企业面临着较低的经营风险,这减小了企业对从事影子银行带来风险的顾虑,并且处于供应链低信息成本的背景中,其会挤出主业将资金用于影子银行业务。第三,企业市场地位较低、银企关系较差、审计的事务所非四大以及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时,在产业链中议价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独特。鲜有文献探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第二,情景背景选取创新。已有文献主要从企业性质、公司内部治理和融资约束等方面作为情景研究。而本文选取市场地位、银企关系、四大审计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情境变量。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揭示了产业链中议价能力与影子银行的关系及作用路径并探究了在不同情境中二者作用的差异性。第二,有助于产业链中议价能力强的企业将更多资金用于实体经济,促进产业链稳定发展,助力我国政府部门完成“六稳”、“六保”任务和“双循环”战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