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在市场竞争中日益表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有关著作权的产业也已成为可获取高额利润的产业。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针对著作权的违法、犯罪行为也随之出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面对此种态势,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两个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降低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方式也日新月异,使得司法实践在认定犯罪时争议不断、困难重重。鉴于此,笔者就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大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存废问题、“复制发行”的认定问题和数额认定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以期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司法认定和立法完善提出微薄的建议。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的是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问题。我国刑法仅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规定了“以营利为目的”,对此学界存有较大争议,存在着“主存论”和“主废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笔者通过对两种观点的阐述和评析,从四个方面论证我国刑法应当取消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第二部分论述的是侵犯著作权犯罪中“复制发行”行为的认定问题。2007年“两高”所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复制发行”解释为“复制、发行”,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议。笔者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出发,对刑法中的“复制”和“发行”行为的定义、种类和构成做出明确的界定,从而对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和“发行”的实然关系做出清晰的认定。并且,笔者在第一部分建议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基础上,对该罪中“复制”和“发行”的应然关系做出认定,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第三部分论述的是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数额问题。侵犯著作权犯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犯罪数额上,对于数额的认定不仅关系到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与非罪,还关系到量刑的轻重。因此,笔者从数额的概念的界定出发,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三种数额进行界定,并就其与犯罪的未遂形态和单位犯罪的关系展开详细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