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之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到了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源于去危机中的国家“抄底”、收购物美价廉资产的冲动，中国资本掀起了海外并购的热潮，最近几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更是有了爆发式的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到了一定水平后必然出现的趋势，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和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和存在很多的问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主体、投资区位、产业选择上有很多结构失衡，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和促进也存在大量缺失之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对外直接投资屡屡出现失败案例。除却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以及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原因，我们分析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梳理该领域的制度与政策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的诸多问题在深层次上是经济转型期中国特有的制度供给缺位、错位造成的。虽然中国政府已在政策层面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促使本土企业“走出去”，但扫除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性障碍，对发展初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必要的顶层设计，以及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是当务之急。全文共分引言、文献与理论研究、国外经验分析、现状与问题分析、路径选择、促进体系、结论与展望七章内容，采用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总结和演绎推理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本文在引言部分介绍了要研究的问题，然后开始对该命题的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从制度是影响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这一断定入手，分析制度不能仅仅作为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背景存在。研究发现，制度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变量，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质量影响着企业的进入、经营甚至退出，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距离影响着本国企业的投资经营，企业制度直接影响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和竞争力，降低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度成本、改良制度供给并推进制度变迁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开展。其次，本文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经验，来说明改进制度供给和健全政策法规对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是老牌的资本输出国英国，还是最具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都在本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消除阻碍企业开展跨国投资的制度障碍，弥补制度缺失，加强政策促进。而与中国地理、文化距离接近的后起之秀日本和韩国的做法就更具有借鉴意义了，两国在政府推进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进程中通过国家扶持、制度配套和政策促进，为本国企业在弱势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成功开展跨国投资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在弱势的竞争环境中拓展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的政府推进模式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然后本文开始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呈现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并认为这些现象在深层次上是由经济转型期中国的特有体制、政策因素造成的。当前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占比过重，过度追求资源和能源获取，大量的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集中在避税地，出现了主体结构、产业选择、区位分布同时失衡的局面。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多数企业在市场进入和后续经营上绩效不佳。这些问题反映了国有经济的强势主导地位、国家意志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干预，揭示了我国外资超国民待遇和资本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同时也反映了政府管理体制的低效率和投资促进政策的缺失。最后本文开始思考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主体、产业、区位和管理上的路径选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刚刚起步，有必要综合经济发展的全局进行顶层设计。这需要继续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提升经营绩效，要对开展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冲淡其政府色彩，要重点扶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投资主体结构的均衡化。要出台相关政策优先扶持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大程度地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并协调规划资源、能源的海外供给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要推进外资优惠制度的改良以减少对避税港虚假的“迂回”投资，加强对技术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学习型投资，还要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现状保持对资源富裕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要重点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制度的便利化改革，更多地放松政府管制，同时加强投资管理与贸易、外交的协调。在具体层面，要构建一套支撑顶层设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的促进体系。这一促进体系包括机构组织促进体系、政策法规促进体系和境外经营跟踪体系。构建机构组织体系首先要定位各级官方的投资促进机构及职能，其次要培育各类民间的机构和中介服务组织。构建政策法规体系涉及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国内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国际投资保护协议的谈判与签订。境外经营跟踪体系包含对企业境外经营的服务和协调，以及对国有资产境外投资的考核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