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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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中国在垄断处罚的实践中累积了不少经验,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2008-2020年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案例的整理和研究,发现中国垄断处罚实践中存在“两偏一无”的现象,即偏重行政执法,偏重行政罚款,无罚赔并举。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垄断处罚结构的缺失。伴随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垄断处罚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作用日益显现。如何走出垄断处罚的“两难”困境,是中国强化反垄断作用的现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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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中国在垄断处罚的实践中累积了不少经验,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2008-2020年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案例的整理和研究,发现中国垄断处罚实践中存在“两偏一无”的现象,即偏重行政执法,偏重行政罚款,无罚赔并举。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垄断处罚结构的缺失。伴随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垄断处罚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作用日益显现。如何走出垄断处罚的“两难”困境,是中国强化反垄断作用的现实命题,也是反垄断经济分析的理论难题。现有理论对垄断处罚的理解多围绕垄断损害,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观测垄断行为对价格的影响。本文延续这一思路,结合哈伯格三角形和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发现、提炼、构建了垄断处罚结构,提出垄断损害可进一步分为垄断侵害和垄断损失。垄断侵害是消费者福利向生产者的转移,即收益转移。垄断损失是社会福利净损失。理论上,垄断侵害对应赔偿原则,垄断损失对应惩罚原则。两个方面同时兼顾,才能达到“关注效率,兼顾公平”的法律实施效果。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本文进一步设计了垄断处罚结构的基准模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对垄断企业的策略选择予以剖析,进而阐述垄断处罚结构的作用机理。现实中,垄断行为具有多样性,垄断处罚结构也要注重分类施策。本文通过分类研究横向垄断行为与纵向垄断行为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况以及市场主体的策略选择,提出在垄断处罚结构中,具体处罚方式的选择、处罚比例的搭配、处罚权力的配置、实施主体的协调,都可视情而变,视案而定,但前提是要确保违法企业的预期违法成本高于预期违法收益,实现“个案处罚,类案防范”的效用。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梳理了美国、欧盟这两大反垄断司法辖区对垄断处罚结构的优化实践。最终发现,二者虽然在垄断处罚的具体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别,但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在实现垄断处罚结构“完整性”的同时,逐步探索“合理性”。基于制度比较与理论分析,结合垄断处罚结构优化的三种方式,最后,本文提出了构建中国垄断处罚结构的两条路径:(1)单处罚款,间接赔偿;(2)先处罚款,赔偿并举。以上研究结论的主要政策涵义有:(1)强化反垄断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强化反垄断,实际就是强化反垄断执法与司法。二者的有效衔接,不仅可增强垄断处罚效果,也可节约处罚成本,实现以最小防范成本,提升社会总福利。垄断处罚结构为构建反垄断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2)契合《反垄断法》的修订思路,构思《垄断处罚指南》。本文提出《反垄断法》的修订需要以专章规范为引领,强化后继诉讼,引入集体诉讼,探索公益诉讼。同时,从法律体系上,逐步构建和完善配套执法指南与司法解释,发挥指导性案例的示范作用,以垄断处罚结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优化《反垄断法》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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