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28年至1937年间国立中央大学在校生及旁听生在校园内外进行的一系列新文学创作为研究中心,主要试图梳清这一时期的创作史实,分析各类创作取向的特征及意义。在导论部分,本文回顾了相关研究历史,认为该选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历史考据和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史料和文本中重新探析这一时期中大校园新文学创作的情况,理论上则主要受大卫·哈维与布尔迪厄的影响。本文在研究的基础之上反思认为,校园新文学的主要意义和责任是培养“新文学人口”,而部分民国高校（如中大）的校园新文学与主流文坛之间遵循着“下沉—上行”的互动模式。第一章将从当时南京的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入手。作为新都,“现代”南京的空间生产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央化”的特征。在当时的南京文学场域里,中大校园文学处于一种新旧交织的空间状态,新人文主义是沟通中大校园新旧文学的思想暗线,而新旧双方在当时的自我定位上都有一种“中央意识”。闻一多、徐志摩、徐悲鸿、宗白华和徐仲年五位教授对这一时期中大校园新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章将对当时中大校园新文学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进行概述。第二章具体论述校园新文学场域里的纯文学创作,在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群体里,中大“新月派”及其周围作者的创作最具文学性,这一群体内成员间的作品会出现互文性等特征。作为中大“新月派”的代表,陈梦家大学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其恋爱波折密切相关。本文发现,陈梦家这一时期大部分的情诗和小说都是写给恋人史人范的,而其部分新诗内容与形式俱佳,在当时屡被模仿甚至被抄袭。第三章具体论述校园新文学场域里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普罗文学创作。两者虽然思想倾向不同,但都可以被视为文学工具论的代表。双方的政治立场和文学上的分歧是中大校园新文学场域斗争性的直观体现,中大校内的《校风》二日刊成为双方主要“战场”。值得一提的是,中大左翼学生对1934年后校内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在结论部分,本文认为这一时期中大校园新文学的发展并未达到它所期待的高度,其发展困境既源于校内旧文学的压抑等,也与当时首都新文学生产机制的欠发达有关。中大校园新文学的发展启示我们,在当下古典文学复兴和大众文学的流行之间,如果不重视“新文学人口”的培养,不主动求变,则新文学存在失去未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