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对宗教这一人类精神生活中异常复杂的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成了共同的理想。19世纪中叶的爱德华·泰勒试图在进化论和个体主义一认知论的背景下建立这门新的科学，但世纪之交的涂尔干敏锐地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错误，它会不可避免地将宗教学这门新科学导向虚无。在社会实证主义的视野内，涂尔干走向了象征主义的立场，并发现社会才是支撑这门新科学的地标。不过对于批评者们来说，涂尔干也由于过分含糊其辞而不能让人满意，其化约主义的方法更是令宗教信徒们愤慨。　　 在共同的目标下，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走上了迥异的道路。这其中隐藏着的既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大陆唯理主义传统之间的差异，又是两人对宗教本质的不同理解。泰勒将宗教理解为个体对于生活世界的经验性表达，因此本质上宗教就被认为是一种个人关于世界的主观解释系统，而神灵信仰就成了宗教的核心要素。涂尔干在社会实证主义的视野内寻找宗教现象背后的存在物，并最终确认宗教本质上只是一种对社会的变形表达。这其中，宗教仪式和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要素。　　 在比较二者宗教思想差异后，我试图在更有限的范围内阐述宗教理解问题。即在宗教学作为一门新科学的意义上，作为宗教学客体的宗教显然要表达的不能仅仅是纯粹个人的主观体验，那属于信仰的领域。只有它所表达的是普遍性的和具有社会共同基础的情感和意志时才会具有科学和可认知的基础，这一点上涂尔干无疑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但同时不可否认，宗教也提供了个人对于他所经验的世界的一种表达，即一种关于世界的解释系统，泰勒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只是这种解释系统不能是泰勒所理解的个人主观性的产物，它实质上具有社会的客观的共同基础。这正是宗教社会学发展的新方向。　　 本文通过对泰勒和涂尔干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揭示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宗教学研究从关注个体到关注社会、从强调神灵信仰到强调神圣性的转变，也由此折射出在科学精神的宣言下宗教阐释的多维度性。而宗教阐释的多维度性在现代宗教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它既是由宗教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也是真正科学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