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张华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张华集》和《博物志》进行文献整理和校注,在此基础上,对张华的生平经历、文学创作,以及与魏晋文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试图通过个案现象的探讨,观察正始文学向太康文学发展的具体进程。　　 张华在魏晋政坛上地位相当重要。他自觉地参与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大事,倡导伐吴战争,推动了西晋的政治统一。西晋统一之后,许多南方文士应征来到洛阳。南士背负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劣势,在洛阳上层社会举步维艰。张华积极为他们提供各种条件,使他们得以在党争复杂的政治中心立足,成为洛阳文坛的新生力量;并总结魏晋以来的文学创作经验,对南士的文学创作进行具体指导,使他们熟悉北方文坛的创作风尚,从而引领着太康文学时代的到来。　　 张华的诗文创作风格体现了从正始文学向太康文学过渡的特征。他的辞赋代表作《鹪鹩赋》作于入仕之初,是典型的“体物写志”之作。此赋取材于《庄子》中的寓言形象,巧妙地化用庄子的思想,语言清省典雅,体现了魏晋辞赋向着哲理性的方向发展。他的杂诗代表作《情诗》五首承接了汉魏情诗的主题,从汉文学、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中吸取艺术构思和表达的经验,写情真切浅近,而辞语更为华丽,描写更为细致,可以看出魏晋杂诗向藻采化、重情化的方向发展。他的乐府诗创作坚持采用五言和杂言的形式,与荀勖提倡乐府复古形成明显的对比,有利于维护建安以来“文学自觉”的成果。　　 张华《博物志》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严重。古籍中所引《博物志》条目很多不见于今本所载,或者内容较今本详细完整。本文梳理了以往对《博物志》流传情况的三种说法,通过辨析材料,认为《博物志》经过后人删节,而今本乃宋代的删节本。古籍中保存的佚文出自古本《博物志》。今传《博物志》两种版本系统分别是士礼居刻本系统和贺志同刻本系统。士礼居刻本系统的底本是北宋连江叶氏本,而贺志同刻本系统的底本是南宋时的刻本。两种版本系统的内容相同,但体例有别,连江叶氏本体例不明,贺志同刻本则是按照内容分类部次材料。可以看出,贺刻本是在连江叶氏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　　 《博物志》的文献来源广泛,类型丰富,不局限于“说”类文献,归入小说家已然不太合适,归入志怪小说类更为不妥。《博物志》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历代都有续作,从而构成了一个“博物小说”的谱系,跟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同为小说史上的重要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