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在元代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反响,以及随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悲剧,既是元代前期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全面激化的生动缩影,同时也以艺术聚焦的形式反映了一代书会作家关注疮痍满目的动荡现实的可贵品格。窦娥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璀璨夺目、令人唏嘘的人物形象,具有“完满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审美特征;她不应被认定为否定现存制度的“斗士”、无所畏惧的反抗者,而是一个自幼接受礼教熏陶、立志守贞尽孝的弱女子。另外,学界对窦娥悲剧的性质和成因的探讨也多有偏颇和缺失。事实上,出身于贫苦书生家庭的窦娥,自幼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和严格的家庭教育,虽然后来被卖作童养媳,但她生性善良淡泊,身居闺中不涉世事,怀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念,用纯洁善良的心灵来看待污浊的社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比善良的弱女子,最终被屈枉地送上断头台。这既是外在的社会悲剧,更是她所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格理想与法制不修、道德沦丧、人伦失序的丑恶现实严重错位挤压逼迫的人格悲剧或人性悲剧。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掌控窦娥一生的黑色幽灵——高利贷。元代前期,灾荒频繁,官吏奸猾贪鄙,黑恶势力横行,他们相互勾结,利用自然灾害欺压良善,老百姓在忍饥挨饿走投无路时不得已选择高利贷。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只能在高利贷的漩涡中愈陷愈深,终究是饮鸩止渴。具体到小人物窦娥身上,其被卖的特殊事实让窦娥饱尝人间辛酸,幼小的心灵屡遭磨难。然而,高利贷在其困厄的境遇中出现了短暂的闪光,让她有了安身立命的住所与衣食无忧的生活。但高利贷却为窦娥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难以斩断的祸根,张驴儿这个流氓以及昏庸的桃杌彻底将窦娥推向了暗无天日的泥淖之中。第二章:恶劣社会环境对窦娥的挤迫。(一)麻醉人性的奢靡之风。元代整个社会对物质的追逐与重实用的程度都远远超过其他社会。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浮华生活方式在猎取利益之时,也逐渐腐蚀着人们所恪守的准则与良知,在良知与非良知的选择过程中是对道德防线的严峻考验。(二)人口买卖及童养媳现象对女性的伤害。在生活极度困窘的情况下,卖妻鬻子、人肉相残并不是匪夷所思之事。然而买卖儿女这种没有人性的残酷行为竟然能被人们接受,而且在当时频频发生。而窦娥的被卖显得如此寻常,或许正好可以体现出整个社会之不正常。童养媳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畸形婚姻,宋元时期童养媳已经普遍盛行。(三)狰狞凶残的地痞无赖与等级出身的隐形杀手。元代社会等级森严,还有一种特殊的等级——统治阶级豢养的恶势力。昏庸的官府与恶势力的勾结,让窦娥的命运走向了悲剧的怪圈。窦娥一生始终没有摆脱权豪爪牙的钳制与不幸家庭的折磨,在社会与家庭各种显性与隐性合力的挤迫下,走完含辛茹苦、冤屈无比的短暂生命历程。第三章:心理与现实错位挤迫下的冤苦人生。(一)幼年失怙境遇下的错位期待。蔡婆和窦娥之间的情感付出是完全失衡的,窦娥对母爱的渴望幻想与蔡婆对窦娥的漠不关心形成一种潜在的对峙。(二)贞节观念的失衡与畸变。我们不妨说蔡婆代表了元代社会的婚姻潮流,而窦娥却信守和践履着传统的贞操观念,二者的紧张对峙在窦娥年轻寡居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也导致了面对邪恶势力的戕害却无所回避、腹背受敌的孤军奋战局面。(三)血腥屠刀面前的怨愤抗争。被害人对官府的期望和官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敷衍态度形成一种深层的冲突,或者说窦娥虚妄的期待与荒唐的现实之间再度形成错位和对峙。高度的道德自律和守贞尽孝的自觉,使其在“威胁性冲突”面前中做出违反人类自保天性的悲壮抉择,如清教徒舍身饲虎一样,毫不退缩地擗踊画押,迸发出远远超出一位年轻寡妇极限的精神能量,但其“伟大的道德行为”却也让人感到崇高的窒息和悲哀的怜悯。(四)负屈冤魂的虚妄安抚。实际上,窦天章代表的却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促成窦娥雪冤的决定性因素是久违的亲情,而不是失衡的王法。冤案的昭雪带给人的是“含泪的微笑”,是对人治的揶揄和嘲弄。倘若冤狱的承受者换成张娥或李娥,那可真是“覆盆难照太阳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