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1999年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22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6.1%，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2亿的国家，而2016我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69位，出现了“未富先老”的局面；此外，我国养老金账户亏空、“低水平”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这意味着家庭养老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全面二胎政策”全面实施，以期进一步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增加适龄劳动人口、缓解社会养老压力。二胎政策是否会再带来一波生育高峰关系到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经济状况问题，本文对此问题并不关注。本文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子女数量的增加是否能强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即子女数量越多，父母收到每个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与规模是否越大；此外，为比较家庭内部子女间养老的区别，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子女次序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与规模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养老至少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情感交流三个方面，考虑到目前父母与子女共居的传统正在受到严峻挑战，经济独立的子女与父母分居建立自己核心家庭的现象已蔚然成风，因此本文将经济支持作为考察家庭养老的主要内容。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数据分别建立Probit与 Tobit模型来估计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向与自己未同居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与规模大小的方程。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普通回归所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　　经过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发现的结论有：第一，在农村地区，父母子女数量越多，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与规模越大，较于弟妹，家庭长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与规模更大，较于兄姐，家庭幼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与规模更小，说明农村家庭兄弟姐妹间存在相互监督的约束机制与相互攀比“尽孝”的竞争机制，长子女在兄弟姐妹中起着“上行下效”的带头作用，幼子女有推卸养老责任搭公共产品——“孝悌”便车的倾向；第二，在城市地区，父母子女数量与子女次序对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与规模均无显著影响，与农村相比较，在城市地区子女养老行为受自身家庭排序的影响不大，反而是子女养老行受子女收入水平影响更大，从中可以看出，不同于农村地区家族观念所引起的兄弟姐妹相互博弈关系，个人收入信息对其养老行为影响更大。第三，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并非单纯的受到交换或利他动机的驱动，而是受到利他动机、交换动机和报答动机等多种动机的综合影响；第四，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增加经济支持的规模，这意味着投资于子女教育、帮助子女提升受教育水平对于父母颐养天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