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外国文化日渐涌入。至胡适出生时,国内已经种下了一部分民主自由等新思想的种子。胡适幼年时期与父亲一起生活在上海、台湾等当时文化较为先进的地方,而后返乡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至青少年时期出国留学。鸦片战争以来国内思想文化上发生的新变化透过胡适的父亲映射到胡适身上,对其人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胡适的父亲受甲午中日战争影响,不幸离世,失去至亲的痛苦让胡适深切感受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冲击。胡适对于民族危亡,国家苦难,认识远超当时社会上一般的国民。除了幼年时期的经历,胡适在上海接触进化论、留学美国学习的西方哲学等经历均对其人权思想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分纵横两个脉络对胡适人权思想进行梳理分析。纵向上,本文根据胡适不同阶段人权思想的特点进行划分,将其一生的人权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胡适人权思想的萌芽阶段（1904-1919）,包含胡适初离家乡到上海新式学堂解接受教育的6年、胡适在美国留学的7年以及胡适留学归国之后的3年;胡适人权思想的发展阶段（1920-1938）,包含胡适谈人权与法治、人权与政府的整段时间,前后跨度约17年;胡适人权思想的转变阶段（1939-1962）,这一时期的胡适渐渐淡出国人视野,其人权主张开始转变向探讨容忍与自由,这段时间自胡适出使美国时起至胡适逝世约23年。横向上,本文根据胡适人权思想每一方面涵盖的人的数量,将胡适人权思想划分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个层面,集体人权包含部分国民的集体人权和全体国民的集体人权。胡适认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人的自我意识没有觉醒,自由唤醒沉睡的每一个人身体里的人权意识才能真正为中国“造不亡之因”。与此同时,胡适主张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国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胡适一生的轨迹与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沉浮跌宕,他一生著作繁多,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但是后人并未因此肯定对胡适的价值,相反却表现出极大的争议,甚至走向了两个极端。胡适曾经主张在中国照搬美国的政治模式,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未能如愿。不可否认,胡适在宣扬美国政治模式期间向中国境内输入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努力值得肯定。胡适的主张虽没能摆脱资本主义思想的局限,不能完全地适应改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事实需要,但确实在客观上为中国社会的革新起到了积极作用。胡适人权思想在形式上是以个人为核心,但是实质上其思想并不止于个人。胡适的根本出发点是救亡图存,其人权思想深层目的是民族延续和国家振兴,胡适从国家社会面临的危机出发,经过深入思想将改造的关键点对准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一定意义上,胡适犹如清晨的铃声,将沉睡的四万万同胞的人权意识唤醒。胡适人权思想的形成既有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也有胡适个人人生经历和教育经历的主观作用。笔者以客观中立的视角,重新审视胡适的人权思想,旨在分离出其人权思想中对当代生活有益的部分,取其思想之精华为吾辈所用,并分析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以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