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以“积极生活”来表示三种基本的人类活动,即,劳动、工作与行动,并对它们做出了区分。行动活动,致力于政治体的创建与维护,是其一生思想所致力于探讨的核心主题。阿伦特认为,行动,通常与言说相伴,以言说的方式来进行,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它在自身的持续中生发内在的意义,是一种自足性的活动。行动具有开启的能力,是一种自由的经验,它扎根于人的复多性事实。而传统哲学家们却往往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基于无言的理性真理理解政治活动,试图以（哲学）真理统治政治,把行动作为一种追求外在目的（沉思生活）的手段,使得行动的内在意义与政治的自由经验被遮蔽。因而,在传统上,真理与行动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和张力。但它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必然的。在苏格拉底那里,真理与意义在政治上的关系是一致的。阿伦特看到,苏格拉底基于朋友间的公开对话理解真理,对他来说,真理是在朋友们自由交谈时所呈现的多样意见中生成的,每一个真诚的意见,都是对世界的显现,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它们在其自身之中有着内在的意义。苏格拉底的政治经验是一种友爱的经验,在其中,真理与行动意义处于一致的关系。然而,苏格拉底之死使得柏拉图对意见及说服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与不信任,在政治哲学上,他试图以理性真理统治众说纷纭的意见及城邦的政治生活,以期行动具有可控性而摆脱其所带来的困扰。柏拉图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在他之后,众多哲学家跟随他的脚步,把行动看作一种手段,基于理性真理（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思考政治生活。阿伦特认为,这本质上是基于制作经验理解行动。在这一方式下,政治的内在尊严被摧毁,行动自身的意义被遮蔽。也因此,真理与行动意义之间的冲突关系贯穿在整个政治思想传统里面。阿伦特看到,与理性真理的意向特征一致,传统政治哲学倾向于在政治世界中追求某种统一性与确定性,这实际上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形而上学总是致力于寻求繁复表象背后作为统一根源的存在,而忽视表象的重要性,这其实是对于表象的误解。在人类事务领域,存在与表象是同一的。对阿伦特来说,以传统真理为基础的政治理解方式是与政治自身的特性不相适应的,政治领域由相对性所定义,它与绝对性真理无法相容。与政治相互适应的是一种对话性的真理,它基于人们的公共交往而生成,既是哲学的,也是政治的。与传统政治哲学重视真理不同,阿伦特在政治上要强调的是意义性。在她看来,真理与意义有着明确的区分,它对应于知性与理性、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区分。科学探求（认知性）真理,而哲学寻求的是意义。传统哲学家们却经常混淆这种区分,他们试图在哲学上追求真理。与传统真理的一元特征不同,意义具有多样的特性。在政治行动中,多元的意见生发多样的意义,行动的意义在理解与叙事中显现出来。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理解中,它所显现的意义也会是不同的,因此,行动意义内在地具有多样性。阿伦特看到,行动意义的多样性对应与根源于人的复多性事实。因此,从真理转到意义,其实质是对于人和政治的重新理解与发现,它从自然主义的态度上转向,看见了每一个个体自身的内在价值与意义,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理解政治,揭示了政治的自由经验,恢复了政治自身的尊严。这实际上蕴含着阿伦特自身独特的政治哲学观念,这是一种政治现象学,它试图悬置形而上学思想与自然主义态度,以使得政治经验在其自身之中呈现出来。友爱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友爱的政治经验在于平等的朋友们在公共空间中的自由交往,它与私利无涉,脱离了手段-目的范畴的束缚,行动在自身的持续中生发内在的意义。阿伦特正是基于友爱来理解真理与行动意义的。对她来说,真理是在人们的公共交往中不断地生成的,具有多样性。在友爱政治中,政治自身就是哲学性的,它生成了多样的对话性真理,而哲学自身也是政治性的,它在人们的公共交往中展开自身。阿伦特认为,友爱的本质在于言谈,在朋友们真诚的对话中,理解他人意见中所蕴含的真理,是友爱的政治因素。政治友爱是一种朋友之谊,而非兄弟之情,它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团结,与基于同情的博爱有着本质性的区别。阿伦特的思想中呈现出一种友爱的政治观念,在她这里,友爱政治所对应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制,它的政府形式是议事会制度,它所强调的是公共空间的建构与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在其中,真理与行动意义重返到源初的一致关系。对阿伦特来说,友爱政治得以可能的基础在于人们对于世界的爱与责任,政治更多地关涉世界,而不是人。不过,通过对其思想的诠释,我们会看到,在她这里,政治行动通过隐喻而指向与显现着对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