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沪深两市传媒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同其他产业相比,传媒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其一,传媒业具有信息产业和公益事业的双重特性,传媒上市公司面临着更强的政府管制;其二,传媒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不强,增大了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并由此形成了制约股权制衡机制形成的“股权悖论”问题。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导论部分叙述选题背景、意义,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对传媒上市公司债务结构、股权特征、董事特征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模型分析和数据对比分析,提出了传媒上市公司存在治理弱化和“股权悖论”等问题。第三章对传媒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数据对比分析,提出了传媒上市公司存在高管激励不足和独立董事作用有限等问题。第四章针对前两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改善传媒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思路和建议。第五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分析了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的创造性成果有:1、本文在国内首次对传媒上市公司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数理模型实证研究。目前,有关传媒公司的公司治理研究数量有限,大多是欠缺数据分析的规范研究。本文以相关财务数据的模型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传媒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弱化、高管激励不足和独立董事作用有限等问题,并探讨了这些问题的本质及其产生根源。2、本文提出了传媒上市公司“股权悖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股权分置改革的现实背景设计了解决“股权悖论”的两条路径:如国有股东不必绝对控股,则政府应鼓励传媒上市公司的社会机构投资者股东增大持股比例,以促使其中实力较强者在全流通后逐步发展为制衡股东;如国有股东必须绝对控股,则国有股比例不宜超过51%,以内部分拆国有股的办法促进股权制衡机制的形成,第一大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应在20%至30%之间,第二大、第三大国有股东均衡持有剩余的大部分国有股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