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收入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来体现,而分税制改革则将财权向中央倾斜,事权却更多的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具体来说,分税制改革按照税种划分形成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中央将全部的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收入收归己有,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收入的缩水。但分税制改革只对税收收入如何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收入之间的划分作出了规定,而对于省以下的收入如何在市县之间划分则有省级政府自己决定。与此同时,分税制并没有改变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所以中央获取了大量源于地方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履行与财权相匹配的支出责任,反观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支出责任,却没有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的收入和支出责任不对称,任务层层下移都压在了基层政府身上,最终形成了“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移”的困境,并造成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凸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纵向的财政竞争关系,双方围绕着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展开竞争并最终在博弈过程中达到一种短期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一旦被外界的变化打破,地方政府就会采取新的策略来实现有益于自己的新的平衡。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和2005年农业税改革,甚至是2016年的“营改增”正是通过不断缩减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方式打破了这种平衡,由此形成的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迫不得已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与其他财政收入相比,土地出让收入的绝大部分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且地方政府在其支配使用上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这一优势使得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增收的不二选择。但依赖土地的发展模式也衍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土地违法行为、房地产价格泡沫、18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等。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土地出让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规模,土地出让方式的选择以及土地违法行为置于同一框架,借助2000-2016年的省级和地市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会增加土地出让规模以获得土地出让收入,而且对于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之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市场化的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土地。另外本文还研究了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的加剧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土地违法面积。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性显著,本文还进行了地区分组回归,以明晰地方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效应,在东部和中部的地方政府相对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本文研究对于规范和矫正地方政府的扭曲性土地出让行为提供理论借鉴。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在这一部分本文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第二章为从土地出让规模,土地出让方式和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并由此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第三章为理论分析,将从规范视角揭示地方财政压力对土地出让规模、出让方式及土地违法的影响。第四章为财政压力对土地出让、出让方式和土地违法影响的实证分析。借助2000-2016年的省级和地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同时本文为了结果的可靠性还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第五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短期内需要加大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长期来说要建立地方新财源,从根源上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收入监督预算管理。第三,要加强土地出让的市场化建设和监管,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操纵能力。第四,完善土地相关制度,健全土地产权制度,规范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第五,健全土地执法和督察制度。保持土地督察部门的独立性之外,还应当扩大部门的督察和监管权限。第六,改变当前的官员晋升机制。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以往研究较多使用省级面板数据不同,本文在考察财政压力对出让规模和出让方式的影响时采用地级市数据,从更低一级政府层级考察地方财政压力与土地出让行为的关系,增强了实证结论的可推广性。同时本文拟对财政压力与土地出让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使得结果更加可靠。其次,本文除基本的实证分析之外还考察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在不同出让方式上的差别化策略和财政压力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拓展了财政压力与土地出让行为相关研究的范畴,是对财政压力下地方行为研究的有益补充。最后,本文还试图考察财政压力对土地出让行为影响的地域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