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十六世纪),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前七子”和“后七子”，文学史因而把这个时期复古思想的持论者称为“七子派”，其中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四人为代表。这场运动参与者的文学思想，被他人略带嘲讽地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实，他们的初衷不乏庄严：重振处于“黄昏夕阳”期的中国古典诗文。尽管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最终无法扭转历史大局，这次复古运动因而没有获得成功，七子派也因为创作上的摹拟之弊而倍受指责。但李、何、王、李等人留下了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当时文学形势的认识与思考，构成了较为丰富的七子派诗学思想，如果不囿于成败之见，便不难品味到其思想里面的意味深长之处。本文主旨即在于围绕七子诗学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对其思想加以阐述。 全文分七章，各阐述一个方面的问题，可独立成篇，又可构成两大部分，前三章关于七子派面临的诗学形势和思想根源，后四章阐述其诗学思想。 一个时代文学面临的总情势构成这个时代诗学总问题，决定着一个时代诗学的总体框架。从第一章阐述可以看到，古典诗歌自盛唐高峰之后，那种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浑沦状态被打破，诗人作诗或以炼字、求新、求奇为务，或“以理为诗，以学问为诗”，疏离了诗歌的情感本质，明人和严羽一样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在体式完备的古典诗文发展后期，实际创作又不能不关注形式，所以就诗学本体而言，明代诗学总问题即如何在“发乎性情”与追求形式之间寻求折衷[第一章].七子派诗论也大致笼罩在这一框架之中，即一方面重情，主张直写情性[第六章], 偏爱直写胸臆的民间文学[第七章]；另一方面又从格调论出发品评诗歌，规范创作。明初宋濂等人“根柢六经，出入子、史”的复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明代文人对古典诗文的浓厚兴趣，成为七子派复古运动的重要契机。 第二章述及七于派的时代背景。科举制度是明代文人生活中的大事，必然与七子派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联，一方面，七子派恢复古典诗文的努力和王世贞等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具有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七子派“以时文见识为古文诗”（吴乔语），“法式”与制义“程式”之间的相通，又体现了七子派时代局限性。就七子派兴起的直接原因而言，他们前后继起所抗拒的，正是台阁体 二和道学体所造成的不良文风【第二章下篇卜 七子派与南宋严羽的关系是饶有兴味的话题。《沧浪诗话》显然对七子诗学有深刻影响，但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着不同的诗学难题，以致这种影响在关键的地方被终止了。七子派要求以严羽式的“悟”达到对法的理解和整体性把握，但最终还是归依于他们所反对的诗法之路。这正体现了古典诗文发展后期的一种历史性命运。【第三章1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前人对七子诗论口号式的概括，阐述七子诗论，首先需要对其加以辨析。本文【第四章］认为，身处古典诗歌衰落期，七子派以汉魏盛唐那种情感充沛，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诗歌型态作为自己的诗学理想，这类诗歌的特点是气势雄浑，真情发溢，形式技巧浑沦无迹，无意而为又境界超诣，达到了后人难以期及的艺术高度。七子派提倡师法汉魏盛唐，本意并不在于仰慕于这一高度而步趋摹仿，而是为了倡导一种“发乎真情”、无意而为的创作作精神。 “法式”和“格调”是七子诗论中的核心。“法式”观是复古思想的基础，其特点是尚法而不泥于法。但由于一味泥于古人作品，这种观念在实际创作中又最易流于形式摹仿。七子派格调论较为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点。（）认为“格以代降”，今不如古，主张学古师古。（2）倡导一种整体领悟式的学古方法。（）强调主体“才思”在格调生成中的作用。其局限性在于拘于体式和格套。【第五章］ 重情倾向是七子诗论的重要方面，前七子坚持“感物而动”、“比兴错杂”的优良传统，后七于倡导亘写性情、率真无意的创作理想，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的情感论缺乏现实性，情感没有被作为诗歌表现对象，而作为作家的心理，机制和创作态度被提倡，因而情感常被笼罩于格调之中，使七子诗论以格调论为主导。［第六章］ 第七章述及七子派偏爱民间文学的事实及诗学意义。七子派对俗俚民谣时调等民间文学的接受，是“真情”文学观的具体表现，表明他们己与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处于亲和的“交往”状态。 由于处在古典诗文发展后期，七子诗学所选择的折衷立场规定了其复杂性，所以宜采用一种辩证目光，不能偏执一面或圃于陈辞，这样才能窥见七子诗学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