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一方面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却无法享受与他们贡献相匹配的城市发展红利,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相关法律不健全和权益不平等等原因,造成了农民工与流入地城市居民之间严重的社会分割。这不仅影响着城市化发展中的社会稳定,还制约了城市化发展的质量,而关注农民工问题,除了经济指标,还应该关注他们的切身感受。其实,农民工城市融入难、满意度水平低,除了制度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受自身能力和权益意识的限制,使他们无法适应城市化发展对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简单地说,农民工问题的频频出现正是他们可行能力贫困、权益维护意识弱和选择自由度低的表现。而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认为,可行能力贫困会导致人的实质自由和发展受限,从而影响个人福利和生活质量。这一理论超越了传统福利经济学对物质福利的聚焦,尤其彰显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全方位关注,为弱势群体在发展、融入、权益等方面出现的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因此,基于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特殊性,考虑理论的适用性,选取了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这也是本文的可能创新点——为满意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就是,构成农民工可行能力的各种功能性活动,到底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即对生活和工作的满意程度,从而探析以可行能力为导向的改善农民工生存现状、提高农民工满意度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这一理论的实证性应用研究,对农民工可行能力清单的识别和数据的信息量要求较高,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难点所在。总体上来说,本文对满意度研究、农民工满意度研究和可行能力研究进行国内外文献梳理和评述,从现有研究中探析可行能力理论与满意度研究的融合路径,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的可行能力清单的研究和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问卷中相关问项,对构成农民工的功能性活动进行识别,并通过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讨论农民工的可行能力现状和满意度现状,再通过相关性和回归的实证分析,探讨两者间的相关和因果关系,并通过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分组回归分析,检验两者关系的稳定性和差异性。基于对模型估计结果的讨论发现,经济条件、社会机会、健康状况方面的可行能力能显著提高农民工整体满意度,而居住条件仅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透明性保证仅对其工作满意度影响显著,防护性保障可能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和农民工防护性保障意识不足等多方原因而没有对满意度产生影响。分组分析的结果发现,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对老一代农民工满意度影响较大,而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机会和住房条件相对更敏感。最后针对主要结论,对提升农民工满意度从提升健康素养、重视教育培训、强化权益意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并对研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