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伦理和道德就是人们生活中纠结不清的问题。伦理与道德也是齐格蒙特·鲍曼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齐格蒙特·鲍曼对伦理、道德的探讨以人类所处的道德场景为路径,主张自治道德、关注他者。他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入手确立了关于后现代伦理观的建构原则。尽管鲍曼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对伦理、道德的关注源于对大屠杀事件的分析,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伦理学进入了他的理论视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在鲍曼的社会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从后现代的视角对后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的诸多方面进行了透视,并且对后现代的道德状况自身进行了深刻反思,进而确立了后现代伦理的规范立场。因此,鲍曼视阈中的后现代伦理学就是从后现代视角反思现代伦理困境的伦理学。
　　 齐格蒙特·鲍曼并不是要尝试以一种新的道德范式取代已有的道德范式,他的后现代伦理观强调的是后现代的视角如何能够提供一种关于伦理学的新理解。正是在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探求了道德生成的可能性问题。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道德就是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道德的矛盾性才是道德的真正意义。鲍曼倡导建立一种后现代伦理学,主张用一套不囿于现代性的新范畴来解释当今社会的道德现象,后现代性与承担起“为了他者”责任的道德理解紧密相联。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虽然出现了伦理危机,但道德的复兴也并非绝无可能,他的伦理观将解救后现代伦理危机,定位于“为了他者”的道德,关心他者、主动为他者付出,且为自己的道德选择负责,把关心和责任作为关系到人类生存状态的核心目标,将为道德的良性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从而为道德的复兴奠定基础。
　　 本文通过对鲍曼后现代视野中的现代及后现代社会道德状况的分析,揭示了理性与普遍性作为现代伦理的内核所造成的困境,对理性的过分依赖造成伦理他治,对普遍性的刻意追求造成个体道德的丧失。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成员对道德规范、伦理规则的遵守,然而,现代社会生活中对道德知识的迫切需求与道德知识极度匮乏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这种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导致现代伦理学根基的“双重误置”,从而为反思后现代伦理揭开了序幕。
　　 后现代伦理是鲍曼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框架下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齐格蒙特·鲍曼从后现代性视角出发,追溯了后现代伦理观的形成及理论渊源；以大屠杀事件为特例展现了现代伦理的内在矛盾及其伦理后果；通过对现代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揭示了现代道德困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必然性。随着非理性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盛行,伦理学发生了由他律伦理向个体道德的转向。这种转向既表现为后现代的伦理危机,也昭示着道德的真正回归。因此,后现代既是个体道德毁灭的时代,又是道德新生的契机。
　　 通过鲍曼后现代伦理学与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比照、鲍曼伦理学中的的理性与康德伦理学中的理性之比较,以及与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对后现代视阈中的伦理与道德进行了展望,从而引出了有关伦理和道德的其他的可能性出路--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对古希腊的德性传统的回归与重构以及哈贝马斯商谈伦理与普遍道德共识的达成,这些或许可以为摆脱当今社会的道德困境与伦理危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思考。
　　 齐格蒙特·鲍曼的后现代伦理观关注个体道德境遇,为检视当前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反思当前的道德教育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虽然他的伦理观不可能为如何解决具体的道德问题提供详尽的答案或措施,但却应该被公正地看作是为拯救人类尊严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考。本文还结合当今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前景分析,阐述鲍曼后现代伦理观对于当代中国构建精神家园的借鉴意义。因此,他的后现代伦理观对现代性的深刻剖析对于提升对中国道德建设的认识水平亦将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