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民族逐渐成为历史的主体，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一国家”所支配。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要编写一种整体的民族文学史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整个结构要参照那些本质上是“非文学”的材料，要求考虑民族道德、民族性格以及“民族—国家”一体性这些与文学艺术没有多大关系的内容。 台湾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以及重要观点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的需要，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国家统一的政治理论，也同样是指导台湾文学研究的理论。台湾文学的丰富和多元自不待言，但其所背负的政治因素更增添了它的复杂，因而台湾文学不能被简单地当成纯粹的文学形态。比如，文学家的陈映真被抽象为台湾乃至整个中国文坛、学术界一个象征性的“政治符号”。统、独两派都根据各自的需要指涉、引述陈映真及其言论，却忽略了这个“符号”背后那些具体而微的经验事实，和那五十年来伴随着台湾文学的脉动逐步成长起来的思想的内在理路。 本文大体以时间为线索，追踪陈映真的思想来源及其在台湾思想文化界的一系列活动，剖析陈映真策略性言论背后隐藏的对台湾社会诸问题的真实看法。陈映真对现代派文学的批判，意在抽空现代主义“形式”与“技巧”的因子，将1960年代台湾盛行的现代派文学纳入到现实主义的阵营，从而为其论证台湾文学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内在联系埋下伏笔。而在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本人并不提倡“乡土文学”的说法，却仍然以乡土文学主将的姿态为之摇旗呐喊，极力突出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以之与中国1930年代的左翼现实主义潮流相接洽。陈映真对陈芳明“后殖民”论的批判也延续了他一贯的对“省籍问题”的思考，前溯日据时期被涵括于“中国意识”之下的“本土意识”，后至分离主义言论中的“本土意识”，以政治、经济然而始终未曾脱离文学的多重视角，结构出了台湾现代史一条潜在的脉络。这些策略性的言论都和他的思想倾向内在相关，即在台独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台湾社会现实下，为“左翼”、“统一”的政治、社会力量的当下论述提供相应的历史依据和比较稳固的立足点。 陈映真颇具政治意味的文学写作及复杂的思想世界，与其所处的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有着深刻的映射关系，与台湾所在的国际政治环境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历时性同构关系。陈映真以其敏锐的思考力对包括台湾文学史在内的台湾现代历史进行梳理，结构出一条不同于台湾“官方”的潜在历史脉络，揭示他所看到的历史真相。而我们也能够通过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