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在近代中国革命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主体性意义。从革命动员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为农民教育付出了极大努力。本文认为农民的扫盲教育便是中共在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内容既向外展现出中共对农村工作的理解及为之所作出的实践,其本身又自然体现出一个“运动模式”应有的骨架与血肉。本文探讨了“文字何以下乡”的问题,不仅是受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启发,更要做进一步的阐发,将文字下乡的可能性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具体做法是将新中国初期的扫盲教育放在中共革命实践的体系中,厘清这一场运动的准备条件,包括政策的规限、识字的工具方法、学习的组织形式,师资与经济力量的供应,农民天性中接受教育的可能度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完整的扫盲运动得以实现的环节。封建社会的农民出于其阶级特性,天然地具有革命特性,又由于传统理学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使得农民性格中相信宿命的那一面久久不能褪色。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农村与农民的现状。晋中地区的扫盲运动体现了中共面对传统与现实两面的协调性做法。面对庞大又复杂的农村现状,先寻求、推广最适应农民学习需求的方法,再选中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试验,利用报纸等国家媒体的宣传树立学习榜样,最后实行全国性的大学习。本文力图呈现中共如何使扫盲运动达成效果,更在论述的进一步推演中,回答了“文字何以下乡”的问题。树立模范、试点实验、国家力量的入场、对农民地位的肯定都是这场运动不同于传统的新因素。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基础上,肯定扫盲运动对农村与农民文化自主性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