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士”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载体，而今人也往往视其为中国文化中的“大传统”。钱穆先生也是如此，他很重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一问题，认为中国文化之载体主要在“士”。对于笔者来说，有下面几个问题深深吸引着我的兴趣：钱先生对历史上的士是怎样论述的，这些论述有何特点？借助其他学者的研究反观钱先生的论述，有何值得商榷之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借助于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考察与对比，本文一方面要从钱穆先生“士”思想研究中进一步厘清“士”这一流品在历史上的脉络，使士的形象更加澄明地跃然于观察的视野中；另一方面，钱穆先生依据其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洞察，对中国历史上“士”这一历史现象展开了富有深度的评述，钱穆先生的论述带有其所处时代的特点，我们也可以从钱穆先生的叙述中，揭示出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学术的风格，以及当时学者的一般信念。这两方面工作伴随在一个过程之中，互相启发，互相阐释，作为一个有机体从学者身上体现出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后现代理论和方法的语境中，现代学术不断敞开其前所未有的一些界面，一些新的学术价值（譬如由“真理”、“真实”向“文本”上的兴趣位移）和新的问题域乃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里面所说：“由于‘历史’与‘过去’发生了差异，而历史成了一种‘叙述’，所以‘叙述’本身，以及这种‘叙述’的历史建构过程就成了一个中心话题。”从而，对钱穆先生在“士”方面的相关论述进行一定的评价，其实是为了发掘历史叙述背后的“历史”，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