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权之辨在中国古代是个源远流长且争议性极大的话题,自从孔子提出“未可与权”以来,后世儒者不断地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且各自的见解都不尽相同。不仅这个话题在中国古代争议性极大,就是在现代,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具有极大的差异性。本文分析论述了孟子的经权伦理思想,认为其经权伦理思想的核心观点是行权反经。基于把孟子思想解释得更为融贯的需要,笔者将“经”区分为大经和小经。小经指的是礼,而大经指的是仁义之道。行权无疑是需要背反于礼,即小经;但是这种对小经的背反实际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了大经,即仁义之道的要求,从而背反于经与返归于经是辩证统一的。以“嫂溺援手”为例,小叔叔救溺水的嫂嫂是一种行权的实践,此举必定要违背“男女授受不亲”之礼,但是这种违背却体现了更高的仁义原则。为了佐证这个论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阐释了“经”“权”的内涵及孟子经权伦理思想的背景。就“经”“权”的内涵而言,首先,对“经”和“权”进行一种文字学训诂意义上的解读。其次,简述了今人对“经”“权”的认识。今人多以“原则性”释“经”,以“灵活性”释权。但是问题在于,以“灵活性”释权不能凸显权绝不放弃原则这点。笔者认为,权变则是对某种准则的背离,但这种背离需符合更高的原则。最后,笔者考察了“权”的几点预设。就孟子经权伦理思想的背景而言,第一,从思想背景来看,孟子继承了孔子“未可与权”的思想。另外,孔子的亲身实践也给孟子树立了光辉典范。第二,孟子当时的时代背景也促进了孟子经权观的阐发。第三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在这一章中,首先,笔者首先考察了孟子经权伦理思想的基础,即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指人从出生伊始,就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同时,人也具有向善的潜能,顺着这生长趋势,不断滋养扩充,就能发展为完整的善性。而在仁义礼智四德中,仁义的地位明显要高于礼智,从而处于一个统帅的地位。其次,立足于《孟子》文本,详细分析文本中出现的“经”“权”之内涵。认为“君子反经而已矣”中的“反经”意应为“返归于经”,且“反经”实际上预设了背离了经。所以,其意思应该为:君子曾经背离了经,但是现在应该返归于经。而涉及行权的实践的“权”是相对于“经”而言,取“变通,权变”之义。最后,在行权与反经的关系析论中,笔者厘定了以下六个问题。第一,什么时候反经?什么时候行权?第二,行权的主体是谁?第三,行权的标准是什么?第四,行权与背反于经是什么关系?第五,行权与返归于经是什么关系?第六,背反于经与返归于经是什么关系?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第二点,笔者认为行权的主体不应局限在圣贤,而是可以将主体放宽至君子。第四章结合《孟子》文本中的三个典型案例进一步分析孟子的经权伦理思想,这几个案例分别是“嫂溺援手”“舜不告而娶”以及“伊尹流放太甲”。通过对这几个案例的分析,笔者希望将孟子的经权伦理思想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最后一章简要分析了孟子经权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认为这种经权相济的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落入道德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陷阱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