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现象级节目,其引发的全民关注足以与2004年的《超级女声》相提并论,时隔近十年,这档节目所呈现的的话语形态已不同于当年,并异于同类音乐选秀节目,展现出新的话语特征。本文以《中国好声音》为文本,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剖析了电视媒介话语、国家话语、资本话语在这档节目中的具体呈现,并解构节目中多重话语主体之间权力的渗透、转化以及博弈现象。本文以批评研究的视角为出发点,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描述了《中国好声音》的话语现象。首先,媒介层面的话语,通过“表白”的话语仪式、互动的自我形象建构以及话语权的让渡,揭示了导师与学员“对话”的本质——在自我规训和节目组规训之下、服从于“电视话语”机制的舞台展演；其次,国家话语层面,以梦想话语、爱国歌曲、新疆议题等离散的语言形态反应了主流意识的话语机制,制造了无意识的假象：即“中国梦”、“国家主义”、“民族认同”等政治话语,以此表明了国家形态话语的隐性存在以及这档节目对政治的迎合之意；再次,资本话语层面,作为该节目真正“本土化”的部分,全新的商业模式“对赌分成”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促成了商业话语即商业广告的极致表现,该章揭示了商业资本对中产阶层的偏好与形塑；最后,受众话语层面,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以深度访谈的方式阐释了受众与电视文本之间的共识与抵抗,与上文形成了文本上的互文性。在此基础上,着力剖析了国家、资本与媒介主体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矛盾与合作共存,共同型塑了一种动态的、多元化的中国电视大众文化。其中文化资本是媒介的逻辑起点,商业资本是媒介的最终归宿。对《好声音》这档节目分析带来的终极思考是：如何兼顾党的意识形态导向、不断调控的国家监管体制、电视剧制作与播出机构的自主性、商业投资的利润诉求以及能动的电视剧观众,尤其在国家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逻辑之间寻找一条最佳出路,最终实现国家、资本、媒介之间的共谋来达成彼此利益的最大化。《好声音》正是该形式的重度践行者,由此探究媒介发展的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