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股权分散化和管理技术复杂化成为公司经营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于是,公司管理层人力资本在公司经营中日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受到了股东关注。同时,伴随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公司的管理层和股东之间产生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越发加深。股权激励制度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而产生的。股权激励能有效地激励公司高管层,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成本问题。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股权激励作为公司一种长期激励制度,通过对公司管理层分配一定的权利,比如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层的短期行为,将公司与个人利益相统一,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我国股权激励制度发展相对滞后,但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权激励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运用也日益广泛。2006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开始,股权激励制度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伴随股权激励对公司管理层能产生有效激励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股权激励制度不断深入研究表明,股权激励本身可能会导致公司高管层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而盈余管理行为存在的可能性会改变股权激励制度的目标,将其变成高管层滥用职权,侵蚀股东财富的工具。2006年至2012年期间我国深沪两市共有415家A股上市公司提出了股权激励计划。近几年公布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数量直线上升,实证数据更加充分。这种市场环境下研究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本文在梳理有关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情况下,确立了研究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方向,并运用相关基础理论分析了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本文选取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A股上市公司,参照国外学者研究成果,运用管理层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的市值变动额来衡量股权激励程度,设计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的关系。具体来说,本文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本文预计的贡献、研究方法及本文的研究框架等。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这一部分系统回顾了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主要结论。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资料研究和评述,确定了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第三部分,系统阐述了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的基础理论。通过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奖金最大化假说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产生的理论基础,并在理论上对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逻辑分析,为后文研究假设的提出做了铺垫。本文第四部分提出了研究假设,设计了衡量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计量的指标,合理选择控制变量,确立样本筛选条件,并建立回归模型。这一部分中,本文提出了四个有关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研究假设,选取深沪两市231家A股上市公司2012年度公布或者施行股权激励作为股权激励研究样本,采用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计量盈余管理程度,参考国外文献构造了指标IC来衡量股权激励程度,建立四个多元回归模型。本文第五部分是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在这一部分中,本文首先进行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以进行模型回归。然后按照模型进行数据回归,检验了变量间多重共线问题,结果表明建立的模型是有效的。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以验证研究假设是否成立。本文的最后部分总结了实证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两点。(1)本文在研究股权激励时选取了从盈余管理入手的角度。相对而言,国内股权激励的研究主要集中股权激励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单一研究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的比较少,本文选取这一角度可以丰富股权激励方面的研究。(2)本文计量股权激励程度的指标的选取上参考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公司当年年末收盘价与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的差额每1%的变动对公司高管层持有公司股权价值波动的的影响额来计量股权激励计划对管理层的激励程度。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获得下列结论。(1)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是一种有效缓解股东和管理层利益冲突的手段。股权激励机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制度,它和公司治理方面多个因素相互联系,紧密相关。研究表明,公布或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总体上低于全体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高管的某些盈余管理行为会在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被抑制。因此,现代公司制定一个合理、规范的股权激励计划是有必要的。(2)股权激励本身是股东与管理者博弈,会导致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研究发现激励程度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股权激励程度和盈余管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层会通过对财务信息的盈余控制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3)上市公司的性质对公司存在的盈余管理程度有显著的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但是,施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的其性质对盈余管理程度影响不显著,这种由于企业性质不同导致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差异的情况消失了。(4)上市公司有过股权激励计划失败的情况则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顺利进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公司由于制定了不合理的股权激励计划,由于激励条件过高、过低或者标准单一等原因导致不能合理的衡量管理层绩效,从而激励效果降低,甚至股权激励计划遭遇失败。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1)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股权激励机制。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制定行权条件时多依据孤立财务指标来确定。上市公司要制定一套动态、科学的考核制度,通过增加考核指标来减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股权激励计划考核指标的合理性与激励效果直接相关。上市公司要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管理层薪酬结构和水平须合理、业绩衡量要全面。(2)股权激励制度是高管薪酬体系中进行严格绩效考核的的一部分,考核的顺利与公平与公司治理水平相关。如果上市公司的治理有重大缺陷,管理层更倾向进行盈余管理活动。因此,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是否有效,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和盈余活动产生重要影响。(3)优化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外部市场环境也会影响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完善各项经济制度能够减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概率。比如强化财务信息披露,以削弱内外信息的不对称,提高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务信息和经营业绩的了解程度,尽量的抑制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是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的比较深入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一些的结论,但是由于个人能力所限,因此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包括：(1)本文对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方法依然局限在修正的Jones模型。由于我国独特的经济制度背景和复杂的实际情况,应该探索更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计量盈余管理程度和股权激励水平的模型和指标。控制变量的选择和难以找到能完全代表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指标导致本文实证研究部分建立的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R2并不理想,因此,在指标的选取上还有探寻空间。(2)股权激励是对公司高管一种长期的薪酬激励机制,应当使用时间序列样本去研究。但本文采用的是样本的截面数据,探讨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随着样本的增多和市场的成熟,股权激励机制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应放在长期内进行观察和检验。今后应对这一课题持续进行研究,完善本文中存在的不足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