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财政体制则是政府治国安邦中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制度安排。作为我国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与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自20世纪末以来，行政事业性收费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乱收费、滥收费等问题更是其中的焦点。为此，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治理整顿，频频通过增设、取消、减免、降低收费标准、停征等手段对收费项目进行调整。但是，收费治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多年的调整使得收费项目规模在整体下降的同时，仍有小范围“缩减—膨胀—再缩减—再膨胀”的问题，呈现出循环式下降趋势。对此各界学者提出疑问：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我国收费改革？收费项目变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我国收费的未来治理、财税体系的未来改革均有着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本文首先结合2001—2015年数据，对我国三级政府（中央层级—广东省层级—广东省两试点地区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分别从变迁规模、变迁事件以及变迁程度等三方面做详细的历史性描述。在整体图景中发现，我国各级收费项目变迁的时间点与国家宏观政策时间点相吻合；政府在调整收费项目时除了关注对经济与市场活力的影响，同样关注社会的整体福利；在变迁过程中，省级政府项目的变迁峰值轨迹与中央政府的存在较高相似性，试点地区改革则更具地方特色。然而，这些变迁特点的原因和内在逻辑是什么？
　　正如财政社会学所认为，“整个社会”是由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而财政是连接这三个子系统的关键环节，是构成整个社会的重要媒介。因此对于财政的理解，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变迁的理解，需要联系社会的各个子系统进行考量。本文在具体收费项目变迁数据描述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发现，经济、民意、府际关系三者是影响收费项目变迁的重要因素，三者互相依存，共同形成收费改革的合力。即各级政府之所以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是基于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的宏观目标，结合辖区内公民意愿与府际关系压力所作出的制度调整。而收费治理的未来改革，需要明晰各级政府的职能边界，设置合理、统一、有效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并强化国家宏观顶层设计，以此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清理改革，努力构建让人民满意的有限型、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