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朱天文姐妹等青年才俊在胡兰成、朱西宁的支持和指导下，创办了《三三集刊》，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麇集周围，形成了三三文学集团。三三文学集团存在时间不长，但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其中部分人后来又影响了一些后辈作家。这些作家在文学书写上有着内在的继承脉络，构成了“三三”谱系。“三三”谱系作家的小说书写，影响和推动了台湾当代小说的发展，也证明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绪论部分对“三三”谱系作了概念溯源和界定，梳理了“三三”谱系作家构成，阐述了研究动机和问题意识，分析了当前学界在“三三”谱系作家作品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
　　第一章梳理和探讨了“三三”谱系的文学传统。首先简要梳理了“三三”谱系的文学渊源与文学特征，论述了“三三”谱系的男性中心思维、召唤礼乐文化、保持“士”的情怀、认同中华文化等文学传统在小说中的具体呈现。最后讨论了“三三”谱系作家的小说叙事传统。
　　第二章主要讨论朱西宁、朱天文与袁琼琼的情欲书写。朱西宁早期常把情欲与物欲、权欲结合起来，批判传统礼教对人性的扭曲。他在新小说时期尝试超越道德来探讨情欲问题，意图减轻对婚外情欲的道德审判。朱西宁后期以胡兰成学说调和情欲与道德的冲突，谱写了男性主义者的“情欲狂想曲”。“三三”解散后，朱天文由歌颂青春转向哀叹情欲衰朽，描绘出了世纪末的精神荒芜。《荒人手记》是呼唤传统礼乐的反“色情乌托邦”书写，以同性恋群体隐喻凋零的外省族群，表现出与本土政治霸权不合作的边缘者姿态。袁琼琼不再书写那些冲撞于情欲和道德之间的女性，而是直面人性的阴暗，大胆书写女性畸变病态的情欲。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她小说的情欲书写愈加诚实任性，甚至能包容男性的多情出轨，无意间呼应了胡兰成的女性观。
　　第三章探讨了朱西宁、履疆、萧丽红小说的乡土书写。朱西宁早期继承着“五四”传统，批判了愚昧的国民与落后的传统，表达了对民族命运的焦虑，也尝试通过基督教信仰启悟百姓。得到胡兰成的“开示”后，他不再批判传统文化，而是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根本，融合基督信仰与现代科技，来建构理想中的礼乐之邦。履疆描绘了遭受工业化冲击的乡土，突出了代际冲突、奉养老人、老兵生存等现代问题，把乡土塑造成为解决问题的精神家园。台湾解严后，履疆笔下乡土逐渐光线黯淡，滑向了道德崩溃的边缘，反衬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急切呼唤。萧丽红小说以闽南语叙事与民俗书写，呈现出浓郁的南台湾乡土气息，彰显了作者的中华文化认同。小说塑造了一批命运悲苦，但谨守礼教、恬退隐忍的女性形象，把她们所处的乡土也濡染成了人间净土。
　　第四章考察了杨照、朱天心、林耀德的历史书写。杨照早期沉迷中国历史，留下了“张腔胡调”的文字。离开“三三”后，他试图以民间记忆来抗拒官方历史叙事，却发现历史真相其实难以恢复。进入新世纪，他着力解构主流历史叙事，致力于开拓台湾百年历史书写的荒芜。后“三三”时期，朱天心不断重写和追忆青春岁月，映照现实社会与政治的纷乱。她自我放逐于台北街头，把历史空间化，以此召唤外省族群的集体记忆。她关注社会边缘的“畸零族群”，挖掘乏人关注的社会问题，抗衡本土主流叙事，展现了传统之“士”的情怀。林耀德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常会透过抗战题材，展现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和博大胸怀。《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以台湾泰雅族群为主线，描写了多个族群在“二二七”当天的共时活动，构建了多元化的台湾历史，对抗本土派的历史叙事霸权。
　　第五章论述了朱西宁、骆以军、陈玉慧在新世纪的家族书写。在《华太平家传》中，朱西宁以不厌精细的笔法描绘了一幅苏北清末民间的“清明上河图”。他以家史隐喻国史，诠释了“基督教中国化”与“西体中用”的内涵，展现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永恒的家国情怀。骆以军的身世就是父亲在客厅反复渲染的传奇，他感受到身世的虚无、被弃的孤独和认同的焦虑，而以后现代自我戏谑的方式，呈现出了外省族群的困境与忧伤。陈玉慧的《海神家族》以妈祖来隐喻家族女性，赋予了她们神圣的地位，建构了母系家族史，颠覆了家族男性的正统地位。小说叙事者的家族成员最后都回归台湾，经由民俗礼仪实现和解，表现出陈玉慧对族群和解的希望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结语部分对全文作了提炼和小结。总结了“三三”谱系作家的文学影响，特别概括了朱西宁的文学成绩和地位，简述了论文研究的意义，提出了论文的不足与今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