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剧作家苏珊·格拉斯佩尔(1876-1948)是现代美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她与丈夫乔治·克莱姆·库克共同发起普罗温斯敦剧社,与尤金·奥尼尔并肩成为剧社的主要作家,以此揭开现代主义戏剧的序幕。尽管格拉斯佩尔一生还著有五十余篇短篇小说、九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关于她丈夫的传记,学界普遍认为她最大的文学成就还是在于其戏剧,尤其是她为普罗温斯敦剧社量身定做、极富探索性的作品,被视为自觉背离百老汇商业戏剧的典范。格氏戏剧创作生涯始于并盛于这一时期。诞生于1915年到1922年间的九个短剧和四部多幕剧是一系列崭新的现代生活画卷。它们先是热情洋溢地再现纽约格林威治村现代文化思潮,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进化论、实用主义等,逐渐过渡到积极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后期从1927年到1944年间创作的三部剧作致力反思美国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致命创伤,着重艺术自省。鉴于目前成果多集中于女性主义批评和现代主义研究,本文力图独辟蹊径,探析其戏剧艺术的愿景,考察作者对自身艺术理想的具体塑造,以期在彰显剧作家艺术自觉的同时喻示当今历史语境对文学及其文学批评作用的需要。论文认为格氏戏剧艺术愿景在三种形态上展开：广场式艺术、神庙式艺术及诊所式艺术,前两种形态是格氏艺术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体现普罗温斯敦剧社追求艺术公共性和神性的理想。后期诊所式艺术则为历史的必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特征。广场式艺术致力探讨社会时事,风格上写实,情绪饱满,热情犹如古希腊广场上的演讲者。被格氏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包括对新鲜事物的盲目崇拜、社会不公正、战争、美国理想主义的沦丧等。在《被压抑的欲望》、《合上家谱》、《无声的时间》等独幕喜剧中针砭刻意求新不求本的肤浅和虚伪,倡导类似《翅膀》一剧中对现代性的真实诉求。在《琐事》、《贝尔妮丝》等剧中格氏积极憧憬家庭妇女在社会公共空间的作用,坚决抗拒基于性别对社会公私领域予以分化的维多利亚思想意识形态；随后的《如露之链》还涉及父权文化体制下妇女参与建构社会公共空间的困境。历史剧《继承者》生动再现美国百年历史,将西部开发中对印第安人的迫害与第一次红色恐慌时期对以印度留学生为代表的外国人的仇视有机联系起来,锐意批评当时反动政治对自由与民主理想的蹂躏,呼吁民族自省和真正美国精神的回归。在大学本身都屈服于红色恐慌政治和资本主义威胁的前提下,格氏将美国传统的继承人定位在新生历史力量——女大学生身上,体现自身的理想主义思想。神庙式艺术关注现代生存危机,追求来自艺术的神谕,风格上主要依托非写实主义,作品情绪可谓狂喜或沉醉,犹如古希腊时期在阿波罗神庙前祈求神谕的女祭司必须达到的精神状态。格氏戏剧主要追求应对公共事务危机的启示。表现主义戏剧《人民》直接昭示一则来自艺术本身的神谕。一位来自爱达荷州的农村妇女因《人民》杂志优美的刊首语而改变了自身人生目标,并以此成功激励气馁的纽约艺术家勇往直前。《女人的名誉》一剧以阿里斯托芬式妇女大会的形式宣布社会公正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神谕,讥讽维多利亚道德意识形态视女人的名誉为操守的可笑,捍卫女人真正的名誉。政治寓言剧《自由的笑声》立足红色恐慌时期的反动政治激情高呼自由万岁的神谕。应对个人生存危机的神谕来自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短剧《外边》。它以海边植物的生死搏斗喻示一则生命诚可贵的神谕,启迪两位因痛失所爱而几乎自暴自弃的妇女在语言交际中得以共存。表现主义戏剧杰作《边缘》同剧中女主人公克莱尔培育的新植物品种“生命之息”一样,是现代西方戏剧中的一支奇葩。战争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失败与终结,人类必须设法摆脱自身濒临边缘的生存危机。来自艺术的神谕是人类的创造冲动或是引领边缘生存的希望。与诗人艾略特面临文明废墟的绝望不同,格氏哀悼的方式是编奏一支狂想曲,视疯狂为解放思想的力量,借此否定一切传统价值重建人类精神家园,视创造力为人类进化的动力,同时体现尼采超人哲学和柏格森进化论思想。诊所式艺术直面社会灾难性后果的创伤,作品因此曲调低沉,风格多为写实。艺术家在此既是病人更是医生,努力谋求来自艺术的慰籍和救赎。与诺曼·梅森合作的《漫画艺术家》(1926)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普遍的空虚和彷徨背景下直面大众文化的崛起,以漫画艺术家的悲剧性死亡哀悼消费主义的灾难性后果。普利策奖戏剧《艾莉森的房子》(1930)以契诃夫《樱桃园》式的怀旧和忧郁情绪回首十九世纪末消费主义以不可抗拒之势在农村和大学的迅速蔓延,深切关注传统维多利亚道德观念对艺术家的蹂躏,主张艺术自律。《永恒的希望》(1944)以二战为背景,通过一位意志消沉的作家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压力下重振旗鼓的主线弘扬剧作家在艺术生涯晚期对艺术的坚定信心。即使战争宣告人类和平的终结和理想主义的失败,人类依然需要相信艺术可能改造明日世界,成为永恒的希望。综上所述,格氏戏剧在三种维度上的艺术愿景不仅体现格氏自觉抵制百老汇商业戏剧的现代性诉求,同时还凸显格氏对艺术服务大众、塑造人类心灵和社会未来的理想追求。用法国当代哲学家凯瑟琳·马拉布的话来说,这也是格氏对艺术塑性的信仰和诉求。对格氏戏剧艺术愿景的如此塑形也可谓是马拉布定义下的“塑性阅读”,即具有变革性的、追求文本终极结构的阅读。格氏戏剧中的这一“终极结构”是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中西部成长背景与理想主义的产生、对尼采哲学和进化论思想的浓厚兴趣、对进步政治的自觉追求等。对格氏戏剧如此隐喻式的批评在个案意义之余或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以期立足当今历史语境具有变革性意义并致力于人类进步与解放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