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是1925年4月由日本留学生草野心平联合原理充雄、富田彰与中国诗人黄瀛、刘燧元，在中国广州岭南大学创刊的同人诗歌杂志。但随着草野心平因五卅运动于同年6月从岭南大学辍学回国，该杂志迁移至东京、福岛等地继续刊行，于1928年6月宣布停刊。尽管它只有3年多的短暂历史，但却从草野心平诗友圈的交流园地发展为日本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杂志，折射出了日本同时代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文艺流派的交错更替，也印证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中国元素。　　《铜锣》作为一本中国有着至深关系，同时又对日本现代主义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杂志，既在日本现代诗史研究和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也因出版地和人员构成上的跨国性而蕴含着“越境与文学”等21世纪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尽管如此，它在中国却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本论文将填补国内这一研究的空白，既吸收日本研究者或聚焦于其在日本近现代诗歌谱系上的地位，或关注其作为同时代文艺思潮之镜面作用等的研究视野，同时注重凸显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越境与文学”等当代意识，以《铜锣》及其主要同人为切入点，来揭示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在发生学上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本研究逾越了单纯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草野心平、黄瀛等人诗歌成就的既有框架，把草野心平和黄瀛这两个《铜锣》主要同人作为文化越境者的典型和具有对照意义的存在，来考察他们开放自我，在自身中去发现并认同多文化性的过程，并揭示了这一切给他们的诗歌创作获得崭新的表现形式和机能开拓了怎样的可能性。在这一延长线上，将同是《铜锣》同人的黄瀛和宫泽贤治作为相互参照的研究对象，借助德勒兹的“少数文学”理论来分析黄瀛和宫泽贤治对日语和日本诗歌的解域化，以期从一个新的视点去发现黄瀛诗歌和宫泽贤治诗歌在日本诗歌史上的革新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拙论无疑属于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综合研究，是逾越了单纯的作家论或作品论等传统方法，而将文学论与文化论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并非按照编年史的顺序来进行史实的回顾和梳理，而毋宁说选取了5个不同的视域，既注意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又不乏当代意识地来考察或重估《铜锣》及其主要同人在日本现代诗歌史和中日文学关系史上的价值。为此，拙论从“越境与文学”这一总体意识出发，通过相对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5个专题来展开论述。　　第一章首先考察了发刊于广州的《铜锣》创刊号的创刊动机和背景及其作为日语诗刊的“另类性”，以佐证其与中国之间的关联性，然后将同期创刊于大连的《亚》也置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的视域下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是以两种杂志的中心人物安西冬卫和草野心平为中心，在东北亚历史语境中来探讨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的关系。　　第二章将黄瀛和草野心平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越境者典型，以他们之间的友情为切入点，追溯了两者相似而又不乏对照性的越境体验，并具体分析了各自的越境体验对其人生观和诗歌创作机制的重大影响。　　第三章分析了草野心平独特的中国体验对其中国观和亚洲意识的生成和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并以草野心平为切入口，历史性地考察了亚洲主义和“近代的超克”论等日本昭和时代的热点问题，同时注重将草野心平的诗歌还原到昭和时代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审视其亚洲主义立场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第四章将黄瀛与同是《铜锣》同人的宫泽贤治置于日本“少数文学”的谱系上来思考其文学史上的价值，通过对两者诗歌文本的具体分析，考察了他们俩一个从外部，一个从内部，对日语以及被日语所表征的各种编码体制所进行的解域化，以发掘其作为日本“少数文学”先驱者的意义。　　第五章以大量的日文原始资料为依据，考察了黄瀛1925-1931年在日本各种诗歌杂志上的译介活动及其背景，以期还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某些个案和细节，并透过这些珍贵的个案去透视中日两国文学在上世纪20-30年代相互越境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