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代言”作为一种新的风险沟通方式,对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风险沟通中的“名人代言”是否存在功能必要性;胜任社会风险沟通代言的“名人”具有哪些条件特征;如何对社会风险沟通中“名人代言”的言论内容进行合理评价。进一步地,如何通过计量手段确定“名人代言”语用功能的社会风险沟通效果。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根据文献和理论回顾,发现相较于社会风险沟通既有的三重困境,“名人代言”具有响应速度快、公信力度高、共情能力强等优势。沉默螺旋理论和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其功能必要性和条件特征提供了理论解释。进一步围绕“信息-信任-信心”这一核心任务轴建构“信息管理、信任管理、共识管理”分析框架;其次通过内容分析对胡锡进的话语进行解构;再次,通过语义挖掘方法抓取新冠疫情相关主题热点话题20个,共计约77万条数据,并利用热度分析公式和情感词典刻画每个话题的热度和情感倾向;利用断点回归分析检验以胡锡进为代表的“名人代言”社会风险沟通效果;最后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确定“名人代言”社会风险沟通效果组合路径。研究发现胡锡进有27次微博发文的主要功能目标为信任管理,其中使用最多的功能是倡议说服这一功能,说明胡锡进倾向于达成风险沟通管理的信任目标。同时发现胡锡进的微博发文语用功能具有全覆盖性和复合性。社会风险情境下以胡锡进为代表的“名人代言”社会风险沟通能够产生显著效果,对话题热度和话题情感的影响可分为强影响关系、弱影响关系和无影响关系。根据TOE框架确定技术条件（信息管理、信任管理、共识管理）、组织条件（政府发文、官媒宣传）、环境条件（话题初始热度、话题初始情感）为条件变量,上文断点回归结果——胡锡进发文对话题热度、情感产生效果的程度为结果变量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存在环境核心、信任情感、共识核心、协同治理四种组态。从治理理念重塑、资源建设、机制创新三方面入手完善社会风险治理体系,持续强化“名人代言”这一新工具箱的治理效用,以充分利用“名人代言”的优势地位,更好地发挥其风险沟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