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上海市垃圾分类模式的推广,中大型城市的垃圾分类问题成为了城市治理的热点问题。从基层治理角度研究垃圾分类中的问责与避责现象具备深刻的案例与理论价值。其中,作为超大型城市重庆市的B社区运用“街路双长制”的弹性治理模式促进当地垃圾分类,本文对这一制度在垃圾分类中的具体运行过程进行了质性的经验调查,试图在责任政治背景下,透过问责与避责关系,探究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避责策略生成、发展逻辑。在“街路双长制”背景下,论文将B社区的避责发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介绍了责任建构过程中的“下沉移责”策略,B社区所在的上级政府通过“行政吸纳”,逐级产生了责任点位,初步建构了科层化的纵向问责机制,并通过横向的技术治理推动纵向问责实现,这亦导致了各级主体通过下沉策略开始了反向避责;其次追踪了嵌入式问责中的“倾斜避责”阶段,W区城市管理局针对B街道的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建构“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委托监督策略,进入到了街路长之下的各级点位之中推进垃圾分类的“日常化”,使得责任在更强大问责中发生了倾斜;最后考察了“倾斜避责”形成后,各级主体适应“责任超载”“责任下沉”等责任不均衡现象,采取了象征消解与上位转移策略逐步最终完成了“沉默避责”。具体来看,科层化的“责任发包”采取了多样化的弹性手段,以“半协商半行政”策略推进行政吸纳,引发了下沉移责。而嵌入式问责虽助推了责任过程的日常化,提高了追责能力。但其中也为“倾斜避责”策略的生成提供了空间,最终导致了责任不均衡,并使得各级主体采取了象征与转移策略,最终完成沉默避责。总体来看,这一沉默避责的生成逻辑根源于责任的动员性与科层理性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应在公共服务创新的弹性优势过程中推动问责复归科层理性,从而规避沉默避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