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削减信托财产管理运作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保障受益人的利益,我国《信托法》中明确规定了受益人的知情权和受托人的提供信息义务。而在商事信托中,往往由信托公司开发信托产品,信托业务的专业性使得信托公司的保密意识增强,商业秘密与提供信息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加之商事信托合同格式化、受益人多为个人投资者等因素,强化了受益人的信息弱势地位,仅从私法层面难以有效保障受益人的知情权,因此银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对信托的信息披露作出了相关规定,即从监管层面赋予商事信托受托人信息披露的法定义务。然而随着信托“刚性兑付”的打破,实践中受益人主张“信息披露权利”的案例频频发生。信托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金融消费者保护同样要求注重受益人的知情权。因此,本文以商事信托中受益人知情权为选题,基于我国立法和实践,从私法和公法两个视角出发,一方面探讨《信托法》关于受益人知情权和受托人提供信息义务的具体内容、限度以及救济途径,另一方面从监管层面具体分析我信托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完善建议。本文第一部分阐释了受益人知情权保护的重要性和其在商事信托中的特殊性。首先,基于信托受益权的核心地位,各国信托法都赋予了信托受益人知情权,并相应要求受托人负有报告、说明等提供信息义务。其次,从三方面说明了受益人知情权发挥的重要作用:削减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途径、监督受托人行为的方式和前提、行使救济权的必要手段。最后,分析了商事信托的特殊性,受托人呈现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特征、受益人多为个人投资者、信托设立为融资方导向且信托合同为格式化合同,这些因素加剧了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单纯依靠私法层面受益人的知情权难以充分保障受益人的利益。因此,我国对于商事信托的监管中引入了信息披露,使得披露的内容和方式得以规范,并能依靠行政权力要求受托人履行信息披露。本文第二部分从私法层面分析受益人知情权的权利边界。从司法实践来看,知情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存在一定争议,如与信托计划有关的交易明细和收入分配明细、其他受益人的相关信息、信托财产投资对象的情况等内容,同时也不难看到受益人通过诉讼往往难以得到救济。受益人知情权之所以在实践中得不到有效落实,是因为立法对于信息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无论是受益人知情权还是受托人提供信息义务,都应当限于与受益人的信托财产相关的信息。换言之,与受益人的信托财产及其所享有的信托受益权无关的信息,受益人是无权得知的。而至于投资决策信息、同一信托计划下不同受益人的信息等具有秘密性的信息是否需要提供,则可以根据利益平衡和综合考量,协调知情权与商业秘密保护、受托人保密义务之间的关系。本文第三部分从公法层面探讨我国信托信息披露的监管规则。我国关于信托信息披露的规则散见于监管部门的部门规章和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中。这些文件大致可分为部门规章、关于具体业务的操作指引或管理办法以及特定事项的监管通知三类。在目前的实践中,从严监管信托产品的信息披露已是大势所趋,近年来对违规披露的信托公司处以行政处罚也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信托公司信息披露还存在监管漏洞。同时信托信息披露的法定内容要求不统一、披露方式存在随意性等问题也较为明显。而完善我国的信托信息披露规则的前提是转变价值导向。长期以来基于满足监管者需求的信息披露规则难以有效保护受益人权利,因为监管者与受益人对于信息的需求和理解能力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推动信托信息披露的价值导向向以保护受益人权利为核心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易懂性与准确性相结合、完整性与简明性相结合的原则。本文第四部分提出了完善受益人知情权保护的法律路径。首先,从私法层面规范受益人知情权行使,立法引入“正当目的”条件和对受益人增加保密要求。关于“正当目的”主要是商业判断问题,但立法中可以通过“列举+兜底”的方式加以明确“不正当目的”的情形。对受益人的保密要求则可以通过事先在信托合同中加以约定、请求时签订保密协议、借助信托登记平台保密权限划分等方式加以实现。其次,从公法层面健全信托信息披露规则。一方面,分阶段完善信托信息披露规则,框架性统一推介和发行阶段、管理运作阶段、终止清算阶段的披露内容;另一方面,健全信托信息披露的披露方式,以全国信托产品登记信息系统为主要披露平台,辅之以信托公司官网披露、信托公司营业场所披露、电子邮件披露、短信披露等其他方式。最后,完善受益人知情权保护的救济机制。一方面,在具体化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健全民事救济;另一方面,强化违反信托信息披露的行政追责,必须监管到位,从严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