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法治化、西方化思路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秩序和司法的社会效果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同时伴随着对西方ADR机制(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了解和引介,在最近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我国出现了重申司法调解的政治动向以及实践转向,并引发了调解研究的热潮。　　 面对今天纷繁复杂的调解实践和对调解的大量研究,本文试图从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司法调解的外部功能这一视点转而关注司法调解的生产过程,当研究的视点发生了转变,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　　 如果说司法调解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决定的,是政治治理的附属物,那么,这种工具的地位是如何经由法官的控制,尤其是通过当事人以意思自治的表象建构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法官的位置、当事人的位置以及依附在各个位置上的资本(诸如法律、法官的权威等)以及策略如何成为中介使得这种治理的方式在司法场域中得以实现?而上述策略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中产生的?如果调解和审判是产生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存在不同逻辑和不同游戏利益的两种纠纷解决实践,那么,当事人和法官在选择了诉讼以后又选择在诉讼中以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为什么会没有感觉到紧张?　　 因此,本文为自己设定的研究思路是既要解析司法场域中司法调解的诸种要素之间的复杂扭结关系以及司法场域与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之间的关系,从而用关系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司法调解纳入司法场域,进而是整个社会场域这一系统之中,以此来确定司法调解通过整个系统所获得的占位、意义和功能；另一方面又要解析司法调解的主观结构,也就是司法调解中的行动者如何“选择”自己的实践样式,以及这种选择是如何型构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之间建立关联,而避免使一个行动分裂为外在的决定因素和内在的直接体验,从而避免使得对司法调解的分析陷入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尴尬局面。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司法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方式,既不能将其存在的根据归因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样理论上的想象,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权力的控制这样的政治逻辑,实际上,它像任何一种实践一样,是行动者在既定的时空中,应用历史所赋予他的惯习对他所面对的具体情境和问题予以回应和解释的生产过程。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试图如下所述安排论文的结构:除导论部分以外,本文在第一章对一个司法调解的个案进行了解析,这一部分不仅是整个分析的开场白,更重要的是交代了论文试图超越对具体的互动予以解释的方式而试图发现司法调解存在的主客观根据,并将司法调解及其生产过程放到更大的场域空间中予以考察的理论取向。　　 依托个案的解析,论文的第二章试图将司法调解进行历史化,从而对当下调解与审判并存的状态以及调解与审判之间,司法场域与政治场域之间的依附、张力进行一种历史分析,也就是生成分析,以便把握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中,司法调解这一特殊结构被维持或转变的斗争,从而有可能探查到结构转变的原则。在这一部分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司法场域中的斗争和转变,第一个阶段是司法体制改革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现代化诉求,大量法律被生产出来,而在司法领域中,审判方式的改革也以西方的现代庭审方式为范本,企图寻求一条能够回应世界结构并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此背景下,经由政治资本的安排和调整以及现代话语的涌入和被认可,中国源远流长的调解在实践的选择中被大大缩减,而代表着现代司法的审判在司法场域中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调解仍然在广大的基层农村甚至城市基层司法中顽强地并富有成效地存在,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审判所获得的“正义”心存不满,信访上访的情况无法遏止,这样一种局面使得司法审判的正当性以及适应性被质疑。质疑和“反思”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审判的结果就是开启了第二个阶段,即调解的复兴,当然,这个复兴并不是建立在对审判所代表的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反思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对调解所代表的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的认真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政治的治理需求以及实用主义的思考方式之上。但是无论如何,从合法性的意义上来说,这一政治导向开启了一个真正的调解与审判双重结构并存的时期。　　 本文的第三章就试图对司法调解所依赖的结构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而试图发现调解这一实践方式的动力机制。在这一部分中,论文首先讨论了司法调解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实践方式,分别所使用的话语、所遵循的逻辑、所信奉的权威以及所设定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了司法调解与司法审判所赖以存续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最后探讨了司法调解和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所依赖并进而固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两种不同的资本的形态。　　 然而,不同于完全排除法律外行的司法审判,由于司法调解从形式的意义上说,其启动以及最终结果的达成都是由当事人决定的,所以,只是讨论司法调解在司法场域中的存在根据并讨论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还远远不能解释司法调解,据此,在第四章中,论文试图讨论当事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场域与司法调解的关系。在这一部分中,论文分别探讨了当事人与法律、当事人与司法权威、当事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司法调解实际上是以一种当事人对权力支配的不意识甚至是依赖为前提才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司法调解实质上是司法的供给与社会的需求之间的某种同源性造成的,它既不是法院或者政治领域的单方面强加,也不是社会的单方面需求的产物,而是两个历史相遇的结果。而在中国,随着现代话语的长驱直入,司法调解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正在受到破坏和被瓦解,而它所依赖的心理空间和认知结构却仍然顽强地抵御着外部的变化,或者以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去诠释外部变化带来的东西,在此情形中,司法调解可能就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治理工具,而更可能成为社会在转型中自我维系的建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调解既是结构所生产出来的解纷方式,也是生产结构的实践样式。　　 然而,上述讨论是一种学术讨论,或者说是作者作为学术场域中的一员企图给司法调解强加的一种客观化的或者说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了避免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实践的逻辑,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对论文本身的方法,论文的解释旨趣,以及论文的解释力做了一个简单的思考,而这个思考也正是论文所使用的布迪厄的理论方法和思考方式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