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构筑起的电子空间飞速膨胀，短短十余年间，便从安宁清静之幽谷转化为众语喧哗的闹市。对当下使用者人数已超过一亿的中国而言，互联网大踏步扩张与渗透的轨迹几乎与世界同步：网民从精英到平民、网站从圈层到网格、网络应用从外接到嵌入。无论是否喜欢，它都展现了一副张扬面孔，并且越来越像一个复杂的社会仿生物。　　 设身处地考察，中国政府目前的处境是：一方面必须努力追赶信息技术的时代潮流，一方面又要努力规避新技术带来的政治杂音；一方面乐意见到民众在线表达和参与给社会带来的活力，一方面又试图节制对民族国家长治久安不利的狂躁情绪。“国家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降生，并伴随着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国家与社会互动、精英与草根交锋的复杂纠缠快速成长。在某种意义上，它不仅是一个部分真实的技术存在，更是一个表达监管意图的最好意象。　　 “国家防火墙”的降生与成长，显然有政府约束互联网意见表达的意图；而它可见的技术威力，事实上也强化了内容监管的效果。但是，更深一步观察，“国家防火墙”的平台上，政府并不是孤单的角色，运营机构和网民都各自投入了热情与精力，多方协作，将“防火墙”的阻遏范围从虚拟空间延伸到每一个人心中。　　 从政府的角度看，互联网监管思路的演变是一个政策学习的过程。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已经从初期面对新生事物的无措状态中走出，通过频密的立法，通过；大规模的动员行动，通过高投入的设备改造，实现了主导权在握：在时间维度上，变垃圾桶决策模式为分类主导模式；在空间维度上化“虚拟”为“真实”；在技术维度上从被动防御向立体防控演进。　　 从多层级的角度看，现有的互联网监管体系至少可区分出四种不同角色，即充当主导者的中央政府、充当执行者的部门与地方政府、充当协作者的运营机构以及充当自律和相互监督者的网民。不同角色的行动逻辑也各不相同，例如中央政府可能是基于全能国家的治理惯性、信息多元的合法性困局、虚拟广场的挤迫效应，以退为进的博弈策略；部门与地方可能是基于仕途平安的利弊权衡，或者监管政策的寻租可能；运营机构可能是基于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威慑；网民可能是基于认同、冷漠或者谨小慎微。　　 要理解多重角色如何能在有差别的核心偏好指导下殊途同归，必须要进入他们得以达成共识的历史传统。作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长久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例如父爱主义执政风格、革命传统与假想敌以及公众心灵的集体化)，为此提供了整合资源或路径依赖。　　 监管者、法律、技术和文化四位一体，终于在虚拟空间中合力搭建起信息时代的全景敞视塔。　　 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政府要在局促的时空背景下，带领国家实现多重转型，完成多任务交织的民族复兴承诺，其对政治稳定的更强烈偏好，或者对社会秩序的更强烈追求，是应该被体谅的现实权衡。　　 然而，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识精英基于他们的自由价值立场和生活经验，对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发出了强烈批评。这种指控的而非严谨的、道德义愤的而非冷静观察的批评，是一种可观察性偏见。对监管是严厉抑或宽容的评判，在不同参照系中各自成立。批评者表达的是私人自由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紧张，辩护者关注的是公共权力与公共秩序之间的调和。　　 其实，从监管预期与效果的落差来看，不同时期的案例证明，“国家防火墙”仍会有间歇性失常，无论是冲动许可、维权春天还是哄客暴戾，民众表达仍然有弹性空间。各方应有更多耐心和信心，以美德和责任共同担当，价值理想和现实权衡才能有对话余地。　　 在阐述上述事理的过程中，本文尽力克制单一和线性的思维模式，尝试以一种多阶层-多偏好的分析框架，细致梳理不同角色在特定视角下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形成不同观念在同一文本之间良善的协商对话。　　 本文的叙事结构遵循由事实到学理，由单视角到多视角，由行动到观念，由现象到文化的逻辑，分为八章。分别是：“绪论”、“互联网的扩张与渗透：网民、网站、网络生活”、“互联网内容监管的国家防火墙：可观察性偏见”、“内容监管的单线性视角：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学习过程”、“内容监管的多层级视角：不同角色及其不同行动逻辑”、“监管行动背后的政治文化：社会记忆的唤起与重构”、“监管预期与效果：事实及评价”以及“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