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相关概念:与抑郁相关的概念很多,现在经常遇到的有抑郁情绪、抑郁状态、抑郁障碍、抑郁紊乱、神经功能性抑郁、抑郁症等。虽然这些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但它们的表现基调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不愉快、郁闷的心理体验。抑郁状态的内部主要表现为不愉快、对过去事件的过错感觉、生活中的无助感以及无前景感觉等,最后导致自我评价的降低。抑郁是一种复合情绪,是个体情绪低沉、沮丧、悲伤等多种不愉快的反应综合而成的生理、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多维障碍,可以表现为抑郁症状或抑郁症。有抑郁症状并不等于有抑郁症,但抑郁症患者必然伴随着有抑郁症状的表现,如果抑郁症状严重且持久,就可能发展为抑郁症。抑郁状态属于心理状态范畴,可发生于心理障碍的各种情况,通常人们认为抑郁是精神压力的一种状态表现,传统上只是人悲伤和忧郁标志,抑郁同时可理解为作用于人体、生理和社会功能的一种心理紊乱,表现程度从不明显的情绪变化到严重的可以导致精神病的心理障碍,具有很宽的波动范围。少数患有抑郁的人无需任何外来的干预,自己能够独立摆脱抑郁;绝大多数人患有抑郁在短期恢复后又再复发;约25-30%的抑郁最后转为长期慢性,但症状并不十分明显。近年来,抑郁问题成为临床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研究目的:抑郁症是目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常见精神障碍,许多专家表示,全世界统计到的发病率已达到30%。根据WHO的统计,抑郁症的普遍性占全世界人口总和20%-41%。美国哈佛大学Murray教授等在《全球疾病负担》顺位中预测,到2020年成人单相抑郁症将上升到全球疾病负担的第2位。WHO提供的数据又指出全球大约有3%的成人遭受抑郁症的折磨,某些国家的比例可能更高。中国《中华精神科杂志》2007年40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抑郁症流调数据,该数据提供了2003年4月北京市抑郁症的流调结果。结果显示,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3.31%,终身患病率为6.87%。由此数据推论出2003年4月全北京市1278万人口,总共有近87.8万抑郁症患者,其中近42.3万抑郁症患者处在有症状期。该流调还显示年龄≥50岁的人群中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低收入者(月收入≤300元),无业者、低教育水平者、有家庭暴力者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同时农村的抑郁症患病率要高于城市。所以,抑郁症是一种较常见的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抑郁症应成为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从2003年“关注抑郁症社会经济负担中国学术研讨会”上获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有超过2600万人患有抑郁症。致力于抑郁症相关问题研究、由权威精神卫生专家组成的非盈利性机构SEBoD(降低抑郁症社会经济负担组织),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抑郁症现状非常担忧,认为绝大多数亚洲人群由于现存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法规的障碍而未能接受恰当的治疗,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大约5%的人接受了相关的治疗。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有效治疗,抑郁症从而演变成为一种灾难性疾病。由于丧失生产力、工作时效率低、寿命年限降低以及相关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等构成的“疾病总负担”,使抑郁症在亚洲每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估计超过1000亿美元。按照比例计算,抑郁症给中国每年造成近640亿元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农民工占了中国全国总人口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另一方面,北京目前是中国发展得最迅速、最具规模的大城市,基层发展是国家首都第一步落实的实施方案,靠的是农民工辛劳的成果。面对着社会、生活、工作等种种压迫,他们逐渐成为了抑郁症高发群体之一。目前国内外对农民工的关注与研究甚少,本研究为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心理架构,从多维角度探讨抑郁高危人群影响心理状态的多方面因素,特意结合多个量表评价他们的抑郁状态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并且通过应激事件和个人性格的测量,多靶点切入探究抑郁症状的应激易感性,分析抑郁易罹性,为日后展开的早期干预工作提供研究基础。研究方法:本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的调查,选定北京市6个建筑工地,于2008年4月5日至6月底正式展开农民工抑郁状态的流调项目,调查问卷为针对抑郁高危人群的特征和研究目的,特意选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中国生活事件量表(LES)、大五人格量表(NEO-FFI)等多个合适的量表而设计,由受试者亲自填写,同时也有调查员在现场配合指导。研究结果:一、通过CES-D调查显示:1.调查结果显示:442位农民工当中有抑郁症状倾向的有66人(占14.9%),其中肯定有抑郁症状者共有41人(占9.3%)。2.职业性质不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与抑郁症状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3.吸烟、喝酒与否与抑郁症状之间没有相关性。4.工作环境不同(地底劳动和地面劳动)与抑郁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5.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有直接的影响。二、透过WHQOL-BREF与CES-D两个量表调查显示:1.抑郁分值越高,对生存评价就越低。2.非抑郁组的生存质量各方面的评价都较抑郁组的高,推断出抑郁人群与正常人群的生存质量存在差异性。3.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关于生活质量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4.非抑郁组与抑郁组之间的生活质量在控制学历、收入、工种、年龄总体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两个群体只有在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方面有显著性差异(P＜0.05)。6.地底劳动群与地面劳动群只有在健康状况、生理两项评分有统计学意义;其余的生存质量、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四项评价均没有明显差异性。三、透过NEO-FFI、CES-D与WHOQOL-BREF三个量表的调查显示:1.抑郁人群在情绪稳定性维度的分数明显高于正常人群。2.存在抑郁状态的农民工在开明性维度的分数比非抑郁的农民工略高,代表正常的农民工循规蹈矩,喜欢固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抑郁状态的农民工流动性比较大,较不满意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环境。3.正常人群比有抑郁倾向的人群更外向,更随和与更有责任心。4.情绪不稳定的人最容易成为抑郁症的高危人群,表示他们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或非理性的想法,在压力状态下比他人抗压效果差。5.情绪不稳定的人更容易受自我观感而影响对个人生存质量的评价,表示情绪越不稳定的人,越觉得个人生存质量差6.地铁工人的情绪稳定度比地面的差,表示情绪稳定都会受外界因素而影响。四、透过LES与上述3个量表的调查比较:1.CES-D、WHOQOL-BREF和NEO-FFI都能很好地反映农民工的心理状态与性格特征,但经过试用后,发现LES未能因应需求而应用在农民工群体上。结论:本课题创新性在国内外首次实现多个量表结合应用,共同探讨抑郁高危人群的心理特征变化。调查表明,农民工群体当中14.9%有抑郁倾向的人,而抑郁倾向越严重,对于个体生存质量的评价也越差。农民工的生存质量与抑郁状态、学历、年龄、工种密切相关,但与收入无关。此外,情绪稳定性对抑郁状态的影响最为重要,正常人比有抑郁情绪的人情绪更稳定,更外向、随和和有责任心。但开明性这个维度的得分在农民工群体里显得比较特别,越开明的所受到外在因素和心理冲击越大,因为正常的农民工思想保守,循规蹈矩,喜欢固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此外,在本调查中发现LES不适合应用在农民工群体,或者文化程度低的人群。中医学提倡“上工治未病”,及早防治是我们从事医疗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抑郁症患者倘若能够及早发现,早期得以干预治疗,不仅有利于躯体功能的恢复,而且可以降低医疗资源的消耗,创造出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希望本研究为农民工抑郁症高危人群的背景探讨提供一些线索,甚至扩大运用在别的群体身上,并且能为日后展开的早期干预工作提供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