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目前对其小说的研究多强调其“叙事”的一面，很少有人从认识论、本体论角度切入，考查其形式革新背后的认识论背景。我认为，“叙述”、“虚构”、“不真实感”、“梦”等要素不仅是格非关注的对象，更是其认识世界的方式。一些研究者认为，格非早期的叙事探索只是为了表达“叙述本体论”的观点，即认为小说就是叙事和虚构，而不是别的什么。这种观点也许是为了突出格非小说特殊的叙事特征，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其理论预设是内容/形式(内容高于形式)的二元划分，忽视了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无形中缩小了格非小说的阐释范围和精神维度，使其沦为技术领域内的形式革新，因此，格非小说的意义被广泛认为仅仅是叙事革命(即形式革命)。在我看来，格非小说之所以呈现出极度的叙事自觉，是源于对真实性的质疑，他所要表达的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当然更包括小说)和存在本身的不真实感、荒谬性、破碎性等。形式的策略也是内容表达必不可少的部分，“非此形式不足以表达此内容，如果我们有新内容，就必须创造新形式。”①例如，叙事的迷宫和破碎恰恰说明了现实经验的迷宫性和非连续性，其晦涩难解的风格、开放性的主题也正是说明了现实的神秘难解和人自身的无助感。T.S.艾略特在评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说，现代主义实验小说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传统文学模式总是假定一个相对连续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它很难传达“当代历史中那巨大的徒劳、混乱图景”②。认为格非的形式迷宫“更像是技术革命，而不是思想革命”③的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了叙述形式的变化，而忽视了在形式革新的背后隐藏着的现代人独特的生存经验和思想背景的变化。 由于陈晓明的生动阐释，“迷宫”和“空缺”已经成了格非小说的特殊标志。陈晓明运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格非作品的阐释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非凡。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对格非的论述都是沿袭了这一思路。但是其论述的潜在前提始终没有脱离博尔赫斯的小说框架，因为“空缺”和“迷宫”都是博尔赫斯小说的典型特征。因此，用这两点来描述格非小说的特征尽管极为准确和方便，但也失之笼统，使格非小说始终处在博尔赫斯的阴影之下。毋庸置疑的是，虽然格非小说受博尔赫斯的影响甚大，但其自身的独特性也是相当明显的。例如，博尔赫斯小说中的神秘主义是诺斯替式的，而格非的神秘主义则更明显地带有中国谶纬文化特征。 另外，目前对格非的研究多星散在研究先锋派小说的专著之中。先锋派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其文化隐喻和美学面貌的共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对于一个流派的研究，往往会过分强调他们的共性，而对其个性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在谈及那场小说革命时，人们总是以一种全称的复数口吻直陈其所展现的小说诗学问题和美学特征，仿佛那批作家事先有一个众口一词的约定。“这种整体性视角遮蔽了个体之间和个体内部的根本性(而不是表面的)差异，阻滞了人们对历史细节和‘偶然性’的敏感。”①对格非的论述往往是作为宏观理论的具体例证而出现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整体性正是格非所努力消解的对象之一，历史细节和“偶然性”也是他所一直强调的。事实上，从“叙述本体论”的误解，到对作家个体特征的遮蔽，对格非小说的研究与格非小说之间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张力关系。格非的许多小说都表达了对语言表意功能的不信任(例如《青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误读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格非小说的生动阐释。 因此，本文的主要努力方向是：祛除“叙述本体论”的迷雾，使形式摆脱内容的压迫，反拨将格非小说仅仅看成是叙事技术革新的片面看法，将格非小说的修辞手法和表现内容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进行阐释，看看小说文体演变背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不管是对格非小说内容上的探讨，还是形式上的分析，都旨在阐释格非对“真实性”的质疑，或者说，对一种“非真实性”的追求。本文分为两章，每章三个小节。 第一章主要侧重于论述格非小说的修辞手法，重在考察格非小说修辞手法背后的思想意识。第一节从格非的修辞手法入手，考察格非对世界的看法是怎样支配了格非的小说观念以及其形式探索的，以及其对于语言的认同和不信任。格非的这些观念显然受到了西方20世纪语言哲学的影响。他们对于语言的强调使得一切都变得飘忽不定，显示了世界的虚幻性。第二节对格非小说中所呈现出的神秘氛围的文化来源进行系统梳理，使其从博尔赫斯的阴影下脱离出来，呈现出其独特的个人性的美学特征。格非小说中的神秘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原始宗教(巫术)在民间的遗留，是前工业时代的乡土迷信的文化氛围，与中国传统谶纬、术数文化密切相关；二是西方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怀疑主义、宿命论等思潮或观念的影响。这两种文化氛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既有博尔赫斯的影响，更有其自身的独特经验。第三节分析格非作品对梦的书写模式，并以此来观照格非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世界的不真实性，梦境与现实的混淆。格非小说的修辞特征和其内容同时表达了格非对世界的不真实的切身感受，传达了其唯理论式的极端怀疑主义精神。 第二章侧重于其表达内容的论述。第一节论述格非小说中的颓败意识和批判精神。这里，颓败既是对社会现实种种弊端的暴露，又体现着存在主义式的对生命本身荒凉感和悲剧性的感慨。第二节论述格非小说中“父亲”意象的象征意义。格非多次写到“父亲”的衰退和“母亲”的强盛。“父亲”的衰退是卡利斯玛解体和文化失控的隐喻性表达，体现着格非对文化传统和历史积累的不信任。在社会学隐喻上，则可以看成是受压抑的附属者对传统、权威、秩序等父权文化的反抗和僭越。同时，我把“父亲”的颓败看成了乌托邦理想的失效，以及一代人对这种失效的失望。第三节论述格非对历史的看法。格非对历史基本态度是：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存在的只是不同的历史叙述。他曾说：历史“只不过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的碎片而已。”所以革命史也是如此。革命历史故事在当代小说中不断修订和改写，“革命史”也不断地被重写。格非的一些作品(如《大年》、《人面桃花》等)用个人经验实现对宏大革命历史的消解，呈现出一幅个人经验视阈下的、与传统官方叙事截然不同的革命史。 在论述方式上，本文采用了共时性方式，集中论述目前格非研究中的一些盲点。而格非小说创作的历时性嬗变，则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