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金斯(Higgins)1978年首次提出“言即信”效应以来,关于该效应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希金斯认为人们在沟通过程中会根据听众的态度来调整信息传递的内容,并且今后对信息的回忆也会受到先前听众态度的影响。“言即信”效应可以用共享现实的理论来解释,共享现实理论认为,人们在传递模糊的、不确定的信息时,会有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要,因此沟通者更容易根据听众的某些特征来调整信息传递的内容,信息沟通过程不仅仅是信息发出者向信息接收者的单向传递,而是沟通双方共同建立的过程。以往研究表明,听众态度、沟通者与听众的群体关系、沟通目的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对沟通中的“言即信”效应产生影响。但是很少有研究以实证的方式来探讨族际沟通过程中的“言即信”效应。近年来,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使族际间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族际沟通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的作用。本研究利用“言即信”实验范式,分别在听众数量为个体和群体的条件下探讨蒙汉族际沟通中听众态度、信息反馈以及听众民族身份对“言即信”效应的影响。研究设计了三个实验来验证研究假设。实验一对52名大学生被试进行实验,探讨沟通过程中的听众态度和信息反馈对“言即信”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沟通中存在“言即信”效应。其中,听众态度对“言即信”效应的主效应显著;信息反馈对“言即信”效应的主效应不显著;听众态度与信息反馈对“言即信”效应的交互作用显著。实验二对112名蒙古族和汉族被试进行实验。探讨当信息在成功反馈的条件下、且听众人数为个体时,沟通者与听众的民族身份及听众态度对“言即信”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听众人数为个体时,不论沟通者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听众态度对“言即信”效应的主效应显著;听众的民族身份对“言即信”效应的主效应不显著;听众态度与听众的民族身份“言即信”效应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实验三对109名蒙古族和汉族被试进行实验,探讨在信息成功反馈的条件下,且听众人数为群体时,沟通者与听众的民族身份及听众态度对“言即信”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不论沟通者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听众态度对“言即信”效应的主效应显著;听众民族身份对“言即信”效应的主效应显著;听众态度与听众民族身份“言即信”效应的交互作用也显著。同时,蒙古族被试受内群体听众态度的影响显著高于外群体听众;汉族被试受外群体听众态度的影响显著高于内群体听众。研究结果表明,“言即信”效应不仅存在于日常的沟通过程中,同时也存在于族际沟通中并且受到了信息反馈、听众态度、听众民族身份及听众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