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全球年自杀死亡率约为14-15/10万,每年会给全球带来100万人的生命丧失,相当于每40秒就有1人自杀死亡。自杀是西方国家的前十位死因之一。早期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为22-30/10万。尽管中国的自杀率低于西方国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的自杀人数占全球自杀人数的30%-40%。中国农村自杀率为城市的3-5倍,农村是中国自杀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自杀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和社会经济负担。为了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有必要对人群的自杀认知与态度进行准确的测量和描述。正确的公众自杀态度可以随时随地起到一个“守门员”的作用,而相反,不恰当的自杀态度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困扰,同时对其他人在危机时刻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公众对自杀的态度可以对自杀行为产生某种促发或抑制作用。但是目前的自杀态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务工作者、在校学生、高校教师、律师等特殊群体,而农村社区人群的自杀认知与态度研究不仅较少而且停留于浅层次。本次研究旨在探讨农村人群自杀认知与态度的特征,分析亲人自杀死亡对于其亲近的人群自杀认知与态度是否存在影响,并在现有数据的前提下,初步拟合自杀认知与态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为农村的自杀干预和自杀认知与态度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目的1.探讨农村社区人群自杀认知与态度的分布特征；2.从人口学特征、抑郁、信仰等方面综合探讨农村社区人群自杀认知与态度的危险因素,比较其差异并分析可能的原因,重点分析亲人自杀死亡对于其亲近的人群自杀认知与态度的影响；3.初步尝试拟合适合于农村社区人群的自杀认知与态度结构方程模型,为农村自杀预测／监测和效果评价提供参考。研究方法1.对象与方法在山东疾病监测点上选取2008年9月1日～2009年8月31日3个县(市)(邹城、莒南和高唐)25个乡镇农村自杀死亡病例219例,成功调查200例,由于死者家庭成员拒绝或没有找到合适的对照等原因而失访19例。按照性别、年龄(±3岁)、当地居住者为条件,由当地的村医1：1配对选取正常对照组。对每个自杀死亡者,通过入户调查自杀死亡者的1个信息人、正常对照者的1个信息人来获取自杀者和对照者的信息。其中信息人为了解目标人(自杀死亡者或正常对照者)情况的家属、亲戚、朋友或邻居。另外同时随机调查了大约1/3的对照本人(69例)的信息,由本人自己回答问卷。因失访的19例中有2例是因为性别不匹配而失访,但是其信息人的信息可以在本研究中使用,故本次研究共获得473名农村人群的信息(404例信息人和69例对照本人)。用自杀认知与态度量表进行测评,最终收回473份有效资料。2.内容与工具1)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宗教信仰、迷信、人有来世、信息人与目标人的关系等。2)抑郁情绪：采用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进行测量,分数越高,抑郁水平越高。3)自杀意图：采用Beck自杀意图量表(Suicide Intent Scale, SIS)进行评定,共有8个条目,包括自杀的隔离性,可干预性,防范性,自杀者是否寻求帮助,是否做了后事安排,是否对自杀有积极的准备,是否有遗言、遗书或有关日记,行动前有无明确与人提到自杀企图等。4)自杀认知与态度问卷：借用一般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中的有关自杀态度的5个项目,评定自杀原因和自杀的理解程度；自杀行为性质采用肖水源编制的自杀态度问卷(Suicide Attitude Questionnaire, QSA);自杀知识和自杀社会重要性运用李献云等编制的自杀态度问卷(Suicide Attitude Questionnaire, SAQ)。研究主要结果1.样本人群人口学特征样本人群年龄平均为49.7±13.6岁,男女比例分别为53.1%和46.9%。其中85.2%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文化及以下,90.5%为已婚状态,宗教信仰和迷信风气不强,分别为2.7%和4.0%。有189例(40.0%)信息人其亲属自杀死亡。有亲人自杀死亡的样本人群家庭年平均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要比无亲人自杀死亡组的差,且更加倾向于抑郁情绪、单身、离异等婚姻状况(P<0.05),其他变量比较上,两组人群没有统计学差异。2.自杀认知与态度分布特征在自杀原因‘得了不治之症’、‘破产了或丢了好多钱’、‘活得太累了’和‘做了对不起家庭的事’这四种情景下,认为发生自杀是应该的比例分别为24.0%、6.8%、6.2%、9.1%；多数人认为自杀是不可理解的,自杀理解程度评分中位数为1分；71.9%的农村社区人群对自杀持一种反对、否定、排斥和歧视的态度；三个自杀知识的回答准确率仅为23.8%、46.0%、21.7%；绝大部分人肯定了个人的生死对于家庭和国家的积极意义,能准确认识自杀的社会重要性,社会重要性评分中位数为7分。3.自杀认知与态度比较和影响因素在自杀原因、自杀理解程度、自杀知识、自杀行为性质和自杀社会重要性方面,人群特征分组比较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有无亲人自杀死亡是自杀行为性质态度(以肯定、认可、理解和宽容的态度为参照)和自杀知识的影响因素,比值比分别为0.072(95%C.I.：0.008-0.674)、0.058(95%C.I.：0.006～0.528)、0.533(95%C.I.：0.326-0.870),经历亲人自杀死亡的人群对自杀行为性质更加理解和宽容,且更加同意‘说要自杀的人可能真的自杀’这一自杀知识；其他自杀认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抑郁、宗教、迷信、人有来世等。亲人关系的分级和自杀死亡者自杀意图的分级之后比较自杀认知与态度,均没有发现统计学差异。4.自杀认知与态度结构方程模型自杀认知与态度结构方程模型评价指标分别为：GFI=0.90, AGFI=0.88, RMSEA=0.055, CFI=0.86, NNFI=0.84。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在理论上可以接受。个人因素(年龄、性别)成为自杀行为性质和自杀社会重要性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自杀知识的影响因素为外在因素(有无亲人自杀死亡、抑郁、家庭经济状况)和信仰因素(宗教信仰、迷信、人有来世)。结论与意义1.农村人群认为在假设情景‘得了不治之症’、‘破产了或者丢了好多钱’、‘活得太累了’和‘做了对不起家庭的事’下均不应该采取自杀结束生命。人群对于自杀的理解程度较低,不理解自杀的发生。自杀知识相对匮乏,对于自杀持一种非常明显的反对、否定、排斥和歧视态度,并能够理解自杀的社会重要性,赞同自杀会给家庭和国家带来影响,认为自杀需要国家去干预。2.经历过亲人自杀死亡的人群其自杀认知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具体表现在自杀知识知晓的更多,更能理解和宽容自杀的发生。3.自杀认知与态度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成为自杀态度研究的先行探索,并揭示出自杀认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自杀知识的影响因素可能有亲人自杀死亡、抑郁、家庭经济状况、宗教信仰、迷信和人有来世等；自杀行为性质和自杀社会重要性态度的影响因素为年龄和性别。三个自杀认知与态度之间没有发现联系。建议虽然本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农村自杀认知态度呈现出积极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人群自杀知识仍然匮乏,并且还有一部分人群并不能正确的认识到自杀行为的性质和社会重要性。在特定环境下,还有一部分人群会选择自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建议相关部门一方面加大农村的卫生投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宗教管理和扫除迷信等封建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增强健康教育的力度,宣传自杀知识,强调自杀的社会重要性,提高农村群众对自杀知识的知晓率,纠正对自杀行为性质的错误认识。同时,要重点加强对老年人和经历过亲人自杀死亡的人群的教育和安抚,纠正其对于自杀的错误认识,恢复生活的勇气和信心。